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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诗人批判书》三月份刚刚出版，市面上还没怎么见到，而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意见或者说舆论就迅速地形成了，其突出的代表便是4月5日的《文学报》作出的反应。这一天的《文学报》不仅在头版以“《十诗人批判书》遭遇反批评”为题作了报道，而且在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四篇文章，并辅以醒目的标题、字号、字体、边框等编辑手段，对该书进行批评。四篇文章的具体安排是这样的：上半版上孙光萱先生的文章《请收起你们的“铁扫帚”》打头阵，并肩作战的是吴欢章先生的《攻难驳诘要有学理》，下半版上是两个年轻的学者的跟进——张曦的《“酷评”的虚弱》和王晓渔的《诗歌强盗的“劫持”》。
与这些批评文章表现出的对该书的指责、批评乃至不屑相比，如此隆重的版面安排，恰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反差，也就是说，这种版面安排意味着《十诗人批判书》太值得我们注意了。或许，读者对《十诗人批判书》本来可能并无特别的关注，而现在《文学报》如此安排形成的视觉强势，使读者很难不关注。另一方面，四篇文章中除了后两篇对《十诗人批判书》稍有肯定外，总的调子都是否定，这与本期《文学报》作为“大众论坛”的应有之意实难相符。我们不禁要问，对这本书难道就没有不同的反应了吗？说《十诗人批判书》作为酷评的典型，武断、非理性、破坏、耸人听闻是其特出的表征，是否也就意味着要采取同样的手段加以反批评——至少在气势上、在形式上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起到平衡和矫正的作用呢？但是，当我们如此指责《十诗人批判书》纯属炒作的时候，我们指责的声音是否也变成了炒作。如此循环往复，批评或者反批评的真义是难以显现的了。
这样，我们或可以说，《文学报》的如此处理正奏了吸引之效，使这些反批评的文字有了广告（广告并非仅仅是“广而告之”，它的英文advertise的本义即吸引注意力的意思）的性质，而且是免费的广告。这也许不是《文学报》的本意，但我想，《十诗人批判书》的出版商恐怕是会感谢这一期《文学报》的。这岂不是说客观上《文学报》与出版者达成了共谋，而我们的几位或年长或年轻的学者不过与酷评者一样只是担当了一回工具？在此过程中，真正得以凸显和实现的正是轰动效应和随之可能到来的商业价值。
西方传播学里的“巴罗阿多学派”认为，传播的本质存在于关系和反应过程，这个过程是两种力量交战的过程，一种是功利性、经济性交换的手段，要求肯定性、迅速性、单义性，要服从经济秩序以便进行服务和商品交换（广告是其集中的体现）；另一种是开拓一个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是世界观，表达了人的文化属性和人对这个世界的象征交换关系。我们现在的媒体运作往往表现出在后一方面的无能为力，于是很难开拓出“可以分享的模糊的文化空间”，而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前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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