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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有几家文学杂志已经或准备讨论一个新的题目——文学的“介入性”问题。有哪样文学不具有介入性呢？哪样文学不是对某种现实介入的产物呢？按照时下最简单的分类，通俗文学对世俗世界的介入自不待言，严肃文学之为“严肃”，当然也是一种对待现实的态度。
也许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才是更有介入性的文学。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所写的东西来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好像宣称为人民、为穷人写作的话剧《切·格瓦拉》比《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把穷人统统打混》更为介入现实。实际上，写什么几乎不是由写作者决定的，而是随时代风尚、随自身处境而变动的东西。而且写伤痕、写改革、写反思、写文化、写边缘体验、写吸毒、写娼妓、写下岗、写民工、写情欲……写这些东西，如果不能进入时代之核，如果没有灵魂在其间闪烁，如果不能感动人心，那种介入也是虚妄的。就此而言，崔健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不无道理，他说：“摇滚乐永远应该站在社会最底层。但我知道当我找这点的时候就有点做作了，有点装孙子了，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城里的文化人，偏要找出一种姿态代表人家。摇滚乐真正是扎根于街头，来自于阳光大地的状态，可我们的音乐来自于城市的、夜生活灯光中产生的感觉。但我觉得这种做作没关系，做音乐本身不是为了讨一个定位，最重要的是你把你心中确实感动的东西被创造出来”。
可是现在讨个定位的文学写作者真是不少，而且看起来很有“介入性”。
一些人深谙这个逐渐以商业为主导、以消费为渠道、以金钱回报为目的的社会机制，寻找和利用一切机会，擅长讨价还价，精于权衡得失，因此而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功——声名、地位、金钱、豪宅，等等，形成了所谓强劲的市场号召力和名人效应。哪怕再粗劣的文章，只要出自他们的手就可以发表；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尤其是各种媒体上，可以对任何东西发言。不难想象，这样的作家笔下的“介入性”是否还有对现实责疑的能力和勇气。
还有一种人的写作，应该是最具有“介入性”的，他们选取重大的题材，与国计民生切切相关：国企改革、反腐倡廉、职工下岗、农民减负……都是些经世济国的大任，不由得让人想到，作家原来的志向或许是做一个政治家，如果他们能够当上反贪局局长或者纪检委书记，如果他们能够为官一方造福于民，他们就完全可以不搞什么文学写作。现在他们搞文学创作也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一个作家，他为自己的一部写国企改革的小说被某校企业管理专业当成教参而自豪不已；还有一位获某大奖的作家，宣称为了替人民大众说话，他宁愿放弃所谓艺术性。这样的介入，跟文学又有什么关系？
文学的功利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所谓兴观群怨，一言兴邦，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半部《论语》打天下，欲新一国之民必新一国之小说，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等，无不在讲同一个道理，那就是“有用”。文学的“介入性”成为一个问题，大概因为许多人感到文学无用，太无用了。这看起来很符合效益优先的时代精神，以至他们不需要理解别尔嘉耶夫说的“很难设想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居然会妨碍建设哪怕一家工厂或者生产哪怕一辆坦克，但同样很难设想她能写出有助于多建工厂和多生产坦克的诗歌。可她写的却是爱国主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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