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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走廊深处走去。局长办公室里，局长正在看报，把报纸翻来复去，仿佛在找报纸底下覆盖的东西。局长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我叫刘浪。我知道局长找我，没什么好果子吃。我用食指敲了敲敞开的门，局长立刻站起来，把我介绍给他旁边的一把木椅。
刘浪你坐，坐。
我坐下后，局长说，你喝不喝水？我说喝吧。我知道走进这个房间的人，在局长面前对茶水都持拒绝的态度，所以说局长并不是真正想给你倒茶。我说喝吧，局长只好去给我找个茶杯来。正如我想像的那样，除了他自己在使用的茶杯以外，没有一只茶杯是干净的。局长又拿出去洗，水龙头牢骚满腹，响得像一台柴油机。这很能代表局长此刻的心情。在我看来，局长只是在为他的客套承担后果。我心里漾溢着恶作剧式的快意。如果说，在我进门之前，局长对我还有点好印象的话，那么，这点印象现在就像瓷杯里的茶垢一样被冲得一干而净。我似乎不那么在意局长先生对我怎么看，怎么看都无所谓。局长洗完杯子，已面带愠色，但他还是强压怒火给我倒了一杯热情洋溢的白开水。局长把开水端过来，顺带着把我很全面地看了一遍，仿佛从我身上看到了某个背景复杂的事件始末。局长一点点变得沉痛而严肃起来，他抽了一支烟，烟雾在他鼻腔里进进出出，这样可能使他心里稍稍缓和一些，以一种挽救式的口吻对我说，
据说，你有一支手枪？
我们院子里有一个男孩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当他的一位亲戚从产房里跑回来，在院子里张扬着他的消息时，我正趴在七石大缸边上，对一朵像泡沫似地漂在水缸中央的白云浮想连翩。当时我年仅10岁，对他的诞生置若罔闻。不久，那个男婴连同他虚弱而浮肿的母亲被一辆木板车送进了院子。邻人都拥上去看，看那个花团锦簇中的男婴。男婴不睁眼睛只张着嘴巴，呵欠不止，仿佛他初来乍到，便对这个世界心存倦意。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姓陈的老头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文旦树。
这棵树与这个男孩无关。
可这并不妨碍男孩对这棵树的敌对情绪。他对江湖之类的东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练功，每天对这棵树拳脚相加，施以暴行，寂寞的院落传来嘿嘿的拳击声。这棵树终于夭折而死，而他却长大成人。1米80的个子，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他先是作为待业青年，由街道推荐去治安联防队干了一段时间。他在联防队还没干上几天，就把我给出卖了。
事情很简单，警察们坐下来噼里啪啦侍弄手枪，联防队员手痒难耐。那手还没触摸到冰凉的枪体，就让警察一声断喝吓了回去。警察卑夷地说，手枪是你玩的吗？这极大地损害了这位伪警察的自尊心。这位英勇的联防队员以不屑的神情说，枪有什么稀奇？我们院子里就有一支，勃朗宁左轮手枪，你玩过吗？联防队员接着说，他是一位作家，他跟我说过，他热爱和平，也热爱手枪。这样的话你们八辈子也说不出来！
对你说，我一向对警察没有什么好感。
警察的到来会使所有正直善良的人徒生罪恶之感。尽管我连一个像样点儿的错误都犯不上，我没那份能耐，干不出让这个世界一惊一乍的事情，我的生活平庸得可怜。他说我藏有一支手枪，我真希望这是真的，抛在手里滴溜溜地玩给他看。可是我没有，别说是勃朗宁手枪，你要在我房间里找一把水果刀都非常困难。如果他不是跟我要那支根本不存在的手枪，而是在门口一站，威严地扫视我的生存空间，我或许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检点自己的一生。因为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捅了什么篓子。可他只是为了那支手枪，而这个在他没来之前，联防队员就已经告诉我了。
联防队员在我面前吱吱唔唔，把事情的原委跟我说了一遍。他刚刚发育，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模拟器发出的声音。我一开始颇觉得好笑，但接着我的脸皮就像冬天里晾出的裤衩一样渐渐变得僵硬起来。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可不是闹着玩着。我挺严肃地对他说，我有手枪吗，你说？他装作回忆的样子说，好像是有一支手枪。好像？我恶声浪气地，真有点急了。他嗫嚅着，可我已经这样说了。你不会纠正一下，说自己不过是眼红手痒临时杜撰一句罢了。他一急，这不证明我在说慌吗？我怒不可遏，你已经在说慌了！联防队员的脸让我逼得有些难堪，束手无措地望着我。我可能有点失态，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糟。我最后对他说，你也别太为难，让他们来找我就是了。
来找我的那个警察姓李，法医。当时就是他在擦手枪。法医怎么会有手枪？这个我不懂。联防队员的话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你说什么？糟糕的是，他又重复了一遍。法医被这件事弄得很兴奋，他准备单枪匹马露一手。他单独叫过那位联防队员，让他先不要声张出去。因为前不久在一桩无头案中，他把尸斑鉴定为殴打的结果，而使案子走上了一条歧路。他觉得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他决定亲自到我家里跑一趟。
他在院子里大声喊着那位联防队员的时候，我迅速从椅子那边跳到了床上，并剥光自己的衣服。我不知道此举出于什么心理。我对警察没有好感，并不说明我对警察无所畏惧。法医进来看我这副样子，他说，穿好衣服。这句话令我大为反感，仿佛我穿上衣服就要跟他上派出所跑一趟似的，我不予理睬。但我又有一种懒在床上不肯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好。于是我光着身子在床上坐起来，把一团被褥塞到背后，扶着点自己的自信心。看得出他有些不耐烦。我看看天花板，摆出一种不屑的神情，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抵赖的感觉。我到底不行，在警察面前，我找不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良好感觉。我靠着绵被的一点支持，拉着脸说，我不认识你。法医说，白鹭没告诉过你吗？我说白鹭是谁？联防队员立即从法医身后闪出来，死不要脸地对我说，他们都叫我白鹭。我发现白鹭有点狐假虎威，上午跟我说这事时的那一点歉疚感全没了。法医对我说，我今天之所以没穿警服，是充分考虑到了你的前途和影响。这个说法倒比较有趣，我的前途什么时候攥在了他的手里？对此我淡然一笑。我说，请出示你的证件。法医对出示证件的要求不予理睬，直抵中心议题。他说，只要你现在交出手枪就没事。我说我没有手枪。这时法医笑了笑，诱导我说，你还是交出来的好。我居然说，我不交出来看你拿我怎么办。这句话使我相信自己真的拥有一支手枪，而且是勃朗宁左轮手枪。我有点踌躇满志的意思了。法医说，我是卫校毕业的，我认识你们的卫生局局长，我找你们局长谈。我说，你给我滚蛋！
法医气得浑身发抖，白鹭也跟着发抖。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这件莫须有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局长的到来使站长受庞若惊。我们单位小，局长极少光临。而站长还是临时负责人，前途莫测。所以他从椅子上弹跳起来时显得有点激动，啊局长，我们呢，正在政治学习。局长说学习好啊，我找刘浪有点事。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我镇定自若地站起来，局长连忙说，先学习，完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接着局长扬手让大家坐下，继续学习继续学习。站长把局长送出去，送到门口依依不舍的样子，仿佛满腹的话儿要对党讲。
学习结束，站长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局长找你什么事啊，刘浪？我说能有什么事，工作上的事吧。站长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对他的那副花花肠子了如指掌。我是本单位唯一的本科生，有着五年的工作经历，一表人才。所谓一表人才，就是看起来像人才。我不仅看起来像人才，做起来也绝对是个人才。这经常使站长感觉到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嘎吱作响。我不屑于那把破椅子，但椅子的摇晃让我很开心。
我正在向局长解释，进来两名便衣警察，身后站着那位法医先生。法医使我想起某个电影中一个背叛者引狼入室的情景。后来得知，法医擅自行动受到了公安局领导的严厉批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来。我反反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手枪，只不过是白鹭的一句戏言。我同时列举了白鹭这位邻居之子从小好强逞能的习性。警察说，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证明你没有私藏枪枝。警察为自己强有力的质问冷笑起来，他说，据说你讲过这样的话：我不交出来你们又拿我怎么样，这句话你说过没有？我勃然大怒，这句话我是说过，可当时有当时的语言背景。没有手枪怎么交出来？警察说，这是交不出来，而不是不交出来！警察再一次冷笑起来。
警察找到陈老头时，正如白鹭向他们叙述的那样，在院子里安详地打着盹儿。白鹭说，就是这个老头。警察说，你回避一下。然后这位警察的影子悄悄地爬上了老人的膝盖，仿佛偷袭一位毫无防备的敌方哨兵。这种被小人书里称为“抓舌头”的可笑举动，使几位青年警察忍不住吃吃笑了起来。警察说，这位老同志，打扰一下。陈老头说，你们不是小偷吧。如果哪一个小偷以为我打着盹儿就可以顺手牵羊，那他就错了。我陈某是什么人，你们去打听打听！警察说，我们不是小偷，我们是警察。我们只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是有关手枪的事？
手枪？我没有手枪，我有过一把军号。18岁那年，大年初二，我在田里施肥的时候，被军阀部队拉扶到杭州梅花碑军营，当官的拿只银表让我听，在走吧？我说在走。长官又换了一只，我说，这回又停了。接着他又让我辨认五、六米外的树叉上的麻雀，又浑身上下让他敲打了一遍。第二天，他给我一支军号。我说咋不发枪？长官说，你有军号了，还要枪干什么？
警察们互相交流了一下目光，对这位陷入往事的老人报以会心一笑。警察说，老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说你，我们说的是别人。比如说像你现在坐在院子里打着盹儿的时候，有没有看见……
老头说，谁也甭想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一只老鼠窜过我也知道，别说是一个人。只要我坐在这儿，我肯定看见--你说我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一个人从院子外边进来，然后摸出一把手枪抵住白鹭的后脑壳说，不许动，再逃就要开枪啦。
那是我们十多年以前青田兵从军阀里逃出来的时候。我最先爬出后墙，用裹腿带把上边的人吊出来，吊到最后一个，就被哨兵打死了。我们脱了军装，出了杭城，经金华、衢州、穿过江西上饶、武夷山，最后又到了广州。找到招兵处的大旗，一个立正：同志，报告一声孙中山。干什么？当兵。卫兵长出来了，有证件吗？我们是逃兵。哪来？杭州军阀部队。卫兵长说，好正要打倒他们。老人回忆说，这事发生在1912年夏天。在那儿还是当我的号兵，我没有手枪，即使有也是长枪。
警察急了，老同志，老同志。
老同志说，你们听我讲完好不好。我已多年没讲了。后来我由革命军委派北上杭州，在大街上，我跳上八仙桌，吹起了集合号，路人围拢来，女学生上台演说，号召四万万同胞如睡狮醒来。打皇帝，驱列强。可是她死了。一颗子弹打在她的左胸，倒在我的怀里。那时候，我有一支枪就好了，可我只有一支军号。她倒在我的怀里，死了。那时候，我有一支枪就好了。
警察忽然明白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他身上得到什么，现在他们怀着对这个老人的一片敬意，只想看看这支富有传奇色彩的军号。
我也没有军号。那个老婊子，陈老头指了指白鹭的家，那个老婊子硬说我是国民党，反革命，把我的军号缴了去，让吊毛灰儿子用锤子砸成一团，在兑糖郎那里换了几块糖吃。我没有军号，我什么也没有了，我都快90岁了，我要军号干什么？我还记得那个女学生刚喊了几句口号就倒了下来，倒在我的怀里。可我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都快90岁啦。每天坐在这里。你别看我头昏眼花的，谁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老婊子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我什么都看见，我看见那个女大学生举起了拳头，然后像绳索一样软了下来。那时候，我有支手枪就好啦。
警察找陈老头对证时，我并不在场，院子里空无一人。平常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在邻人的心目中，他屁股底下的那把竹椅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大家觉得他会一直这样坐下去。如果哪一天他死了，大家都会感到惊讶。
大家感到惊讶的是，那天傍晚他居然离开了那把五花大绑的椅子，正在院子里踏步前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只是跨过了一个坎儿。柔软的嘴唇模拟着一组军号声：达里达里达达里。但他看上去更像是在吹奏一支竖笛，十指此起彼伏。这位有着短暂国民革命军人史的老人，当然清楚军号的正确吹奏法，他可能觉得花俏的动作，在孩子们面前显得更逼真一些。一些陆续放学的孩子尾随其后，像一支溃不成军的部队，跟在他的后面。孩子们唱道：军号达达响，来了游击队。陈老头说，军号达达响，不是来了游击队，游击队算个鸟！我那个是正规国民革命军，说了你们也不懂。
孩子不懂，还是有人懂的。尽管分不太清楚旧军阀、国民革命军、国民党之类的概念，但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所谓“背阔皮带的人”。都说他当年要是不掉队，混到后来，起码也混个营长旅长干干。这位“背阔皮带的人”在文革中自然在劫难逃，吃尽苦头。我记得他那把旧军号被居委会主任缴去后，又去乐器店买了一把类似的小号，但从不见他拿出来。由于对那段历史一开始讳莫如深，而使这段在记忆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的历史片断处在了遗忘状态。而下午一群警察的光顾，使他一下子回到了那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他的脸庞突然像一支崭新的军号灼灼生辉，他的身体已远离那把椅子，一步踩到了那激越的旋律之中。直到暮色降临，他还在院子里踏步，而他的身后已空无一人。
当天晚上，白鹭找上门来。首先出现的是他的母亲，这让我有点儿意外。我得先说一下这个女人。她从65年开始就一直担任我们这个居委会的主任。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某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居委会主任是一个非常管事的行当。上至读书上学、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户籍票证，下至一切鸡零狗碎的事情。最令她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一有公判大会就兴高采烈地通知四类分子，把他们押上台低头陪罪。陈老头当然不能例外。主任前年退下来，割踞居委会的一间门面开了一个玩具店。我曾经在那儿为外甥买过一支极具声光效果的冲锋枪。当然那是一把玩具枪。我说，主任来一支冲锋枪。
在这儿我真不想用“满脸横肉”这个词来形容眼前这位高大的女人，她正在向我微笑呢。这是一种能在瞬间消失的笑容，却依然长久地在那位年迈的女人脸上保持着，让我格外地不自在。我说阿姨，我当时叫了她一声阿姨。我说阿姨，什么事，你说。主任说，其实也没有什么，都怪我儿子把不住嘴，把你这事儿给说漏了。我又叫了她一声阿姨，这话你可说反了。不是说漏了嘴，压根就是瞎说。我是三代贫农，这一点没有比你更清楚的。苗红根正，我他妈的藏一把破手枪干什么？他怎么个说出去，再怎么个收回来，这事不就结了？
白鹭这时作出一副尿急的蠢样，不时地扭动着他那个只有一把肉的鸡屁股。他一直在打量着我和他的母亲。他母亲说，我儿子一直想当个武警什么的，下半年就有一次机会，公安招干，联防队员给优先考虑。如果这件事就这样收回去，在派出所影响不好，起码也是个不成熟不诚实的表现，对吧？所以，她看看儿子，握住了自己的手。想请你帮这个忙，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我们会证明那是一把文革武斗时期土制的手枪。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吧。她突然抬头去看我那布满漏水痕迹的拱形天花板。然后告诉我说，你也就10来岁吧？她的口气莫名其妙显得豪迈起来。往昔岁月在她脸上灼灼生辉。她很肯定地说，你是在武斗工事边捡到这支枪的。那时候，武斗已经平息了二三年。你捡到的是一支已经在泥土里锈烂得差不多的破手枪。你曾经把这支枪抵着我儿子的后脑勺开玩笑说，不许动，再逃就要开枪啦。我们再进一步提供供词说，这把手枪已在泥土时再度锈烂，枪体风化，枪眼堵塞，板机锈死，木柄脱落。总之是一把不再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安全造成威胁的那么一支手枪。然后你可以随便说一个下落，比如说把这支枪买给了当时居委会办的收破烂的废品店。当时生铁的价格是2分钱1公斤。有生铁价格在那里作依靠，突然使这件杜撰的事件披上了一层无比真实的光芒。
我开始考虑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作出妥协。我认为她想得非常合理，她刚才讲到那个废品店，也是她的势力范围，找个证人对她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我死不认账，不一定就能顺顺当当地摆脱干系，不承认等于无休无止。我现在需要立即从这口陷阱里跳出来，越快越好。我又叫了她一声阿姨，我说阿姨，这事好办，我先跟你商量件事，我母亲一直盼望着能在你玩具店的柜台上安一部公用电话，国内外直拨。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也闲不住，非要弄点事儿干干，赚点汤饭钿。场地费么，你开个口。
主任说，这事好说。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开始翻江倒海地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查找记忆中的一本袖珍通讯录，看能不能在我的交往史中找出一个穿绿色邮服的朋友。有了，他叫王东标，邮局司机，呼机5054433--1949。呼完，刚搁下电话，站长满面春风地向我走来。一周来，我头一回看他情绪那么澄澈。这几天，局长三番五次找我，不知怎么就唤醒了他的忧患意识，他第一次觉得他屁股下面的椅子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牢固，有了危机四伏的感觉。在他的想象中，我就是夺了车臣第一把交椅的那个复员军人。他为此在局长面前讲了不少我的坏话。所以我对他晴朗的表情顿感蹊跷。我希望在他的脸上看到乌云满布的表情，可现在他的脸上已云散雾去。他走过来，对我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跟你说件事。
说完他自己先进去了。他在办公室坐了半天，也没见我过去，只好又走出来。他这一出来，把同事们都引笑了。站长的表情便青红皂白起来，他走到我面前，一拍桌子，茶杯跳了起来。他以为我也会像杯子一样跳起来，但是我没有，我的修养还没有糟糕到那种程度。我的唇角稍稍泄放了一点微笑的曙光，平静得很。他又拍了一下，这实在是一种缺乏自信和底气的表现。站长说，你眼里究竟有没有领导？我说有，我眼里没有你这个领导，我不就成瞎子了吗。好，他说，有就好，那我让你进去你怎么不进去？我说，我等朋友的回电。你私事要紧还是公事要紧？我哪知道你让我进去是公事还是私事？说不定又让我托皮革厂的三姐买40元一双的优质皮鞋。他一共托我买了四双皮鞋，一家人穿着我提供的鞋风光风十足地走在大街上。到头来，却把我泡病假的事查得水落石出，扣除工资，还作旷工处理。这口恶气我努力想把它咽下去，却一直如核在喉。我一说完，他的脸刷地白了。他说，那好，我告诉你，公安局让你今天下午2点半去一趟！
我一听糟了，不是说好为了我的前途，在事实没有查实之前，除了跟主管局领导联系外，不对外扩散吗。公安局他妈的也不讲信誉。他这一说，在座的同事纷纷放弃手中的报纸和茶杯，都竖起头看我看他，主要是看我。我这人不耐看，一看我说心慌。我坚决不慌，我甚至还笑出了点声音，那就谢谢你了，我刚才正给 那位警察朋友拷呼机呢。这下，我用不着等他的回电了。于是同事们刚刚提起来的兴趣又退了下去。我看见站长正在冷笑，他笑得很出色，他的笑容使我想起了鸠山。他突然凑着我的耳朵说，听说你有一支手枪？
我以为他会说得很轻，结果恰恰相反，他简直在用一把小锤子敲击我的耳膜，这使他凑着耳朵说话的动作看起来多么的虚情假意。听话你有一支手枪，这句话使所有的人都警觉起来。尽管我没回头去环视他们，但依然能感觉到他们脸上的惊讶表情正在一寸寸放大。我自信我在同事们的心中还是留下了比较美好的印象。诚恳、真实、坦荡、正直、为人与善、乐于助人，顺便说一句，几乎每个人都从我手里获得过类似40元1双的优质皮鞋这样的便宜事。那次泡病假只是出于无奈，是站长死不同意让我去参加笔会，才出此下策。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差不多就是一个完人了。当然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我这个人爱激动，遇事冲动，生性怕烦，不扫地，老拿别人的暧瓶喝水等等。但不会私藏枪枝，图谋不轨，翻变天账。如果像我这样一笑就露天真的人也如此奸诈，这世界是不是太可怕了？我已经听到有人在轻轻说道，太可怕了。我无意回过头去，我一直死盯着站长，我这样长时间地盯着他看，使他的微笑极不自然地，像墙上的浮渣纷纷往下掉。
我说，你才听说吗？他说，你什么意思？我又说，你怎么就没一点预感呢？他居然退了一步，我预感什么！这时候，我突然从藤椅上站起来，你他妈的再扣我工资，老子一枪毙了你！
这时，我的身子猛地一紧，已经有人从背后拦腰把我抱住，并激动万分地招呼旁人，快，你们他妈的磨蹭什么，快把他的手枪缴出来！一个人跑来狠劲拨我的右胳膊，原来我的那只手一直插在裤袋里，欲抽又止地，捏着一张纸桶，纸桶恰如其份地在同事们的眼中变成了一支乌黑的枪管。
糟糕的是，我一直不肯把这只手抽出来。我死死不肯从裤袋里抽出来的那只手，攥着的只是一份供词：
市公安局：
有关手枪一事，几经追忆，似有眉目，但与白鹭一说相去甚远，恐是误记。实乃文革武斗时期土制手枪，且枪体风化，枪管堵塞，板机锈死，枪把右边木盖脱落。事情经过如下：
文革末期，我年仅13，于城北一旧武斗工事边捡得这把当时半埋在泥土里的手枪。因长期受战争影片的影响，爱不释手，不敢示人，唯恐被人染指。这只是出于少儿对玩具的一种普遍的珍爱心理。事隔多年，在一次卫生大扫除中，重新发现此枪，更见腐朽，一时出于好玩，抵住同院少儿白鹭的后脑勺，称不许动再跑就要开枪了云云。随后视如废铜烂铁，买给废品店了事。
上述事实，白鹭及红旗居委会废品店张云秀女士皆可作证，绝无半句慌言，望明察。 此致
敬礼！
刘 浪
1979.9.13
当初，我要是不把那只手煞有介事地死插在裤袋里，而是自然抽出来就好了，空洞无物的掌心将使一触即发的场面倾刻之间归于虚无和荒诞。但我没有那样做，那只手一直死死地插在裤袋里，死活不肯抽出来，并且还在用拳头、手指和那份写有供词的质地优良的纸桶在裤袋里组成一个逼真的手枪形状。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态，在驱使着我这样变本加利地维持一个私藏枪枝者的形象。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担心我抽出手之后，他们还会刨根追底地去掏那只裤袋。那样，这份供词就会公布于众，当他们看到原来想象中的那支乌溜溜的勃朗宁左轮手枪纯属乌有，其尴尬的境地绝不亚于一个到处吹嘘性技巧如何如何的性无能者当然让人扒了裤头。想当初我那一声：一枪毙了你，喊得多么的雄壮，杀气腾腾。我宁可被人看成一个阴险毒辣的歹人，也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一个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窝囊角色。可以想见我的虚荣心是多么的滑稽。或许在那么一瞬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支手枪，抛在掌心滴溜溜地转，一扣一个响。让所有与我共事相处的人倾刻之间回忆起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一个小细节上曾经得罪过我。这些细节因为一把手枪的存在，而变成一种潜在的危机。我特别希望看到在一支乌溜溜的枪管之下，站长那张细薄的嘴唇像神经官能症者那样嗦嗦发抖。
其实我清楚很知道，我即使有这么一支手枪，也威武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去一个治安状况极差的县城出差，朋友劝我带一把小刀，以防不测。而我却担心这把刀最终落入敌手，反倒成为杀戳我这样一个无辜生命的工具。我未下车就把小刀扔出了窗外，像扔掉一桩可能发生的凶杀案那样。如此可见我是一个多么怯弱的人。我无论站着坐着躺着，都像一个无辜而苍白的男人。
我甚至开始害怕，我“一枪毙了你”之类的豪言壮语，经那个家伙在警察面前的再次模拟，将成为铁证如山的事实。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
王东标进来时，看见正在院子里练操的陈老头，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迎进客间，泡茶，点烟，谈装电话的事。王东标按下不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说，你近来在忙什么？我还是说来话长。这个疲软的句子已像海棉那样醮满了我几天来的沮丧的情绪。你怎么啦，垂头伤气的。我说，手枪。当他终于明白我的尴尬处境时，身子往后一仰，说，那你早该来找我啊，我二哥是警察你不知道？我说，你二哥不是被抓起来了吗？放你娘狗屁！那是我隔壁！
我现在找你也不迟。便从裤袋里掏出那份供词，他还没看完便爆笑起来。他把笑连忙收住，你有手枪吗？我悲哀地看着他，我哪里有什么手枪！他骚痒似地又笑了起来。我说你他妈的穷笑个鬼啊！他突然顿住，没有的手枪，你写什么供词！你一口咬定没有不就结了，咬死了，他们也拿你没办法。我说，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我说这句话时，立刻想起昨天单位里我那气壮山河的一句：一枪毙了你！这句话让我懊悔不已。我说，虽然我一口咬死没有，公安局是没多少办法，但他们绝不会因此放弃你，每当你以为这件事差不多已经过去的时候，跑过来刺激你一下。我必须立即摆脱这件事情，我不能让它老像什么一样粘附在我身上。居委会主任当然是为了维护儿子诚实、正直的形象，最后能当上人民警察。但客观上说，我认为她的建议还是可行的、合理的。
王东标奇怪地看着我，刘浪啊刘浪，你他妈的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愚昧无知，你太傻啦！你这一写，你完蛋了你！去年我碰上一桩车祸，肇事者逃之夭夭，交警队怀疑到我头上，光供词我就先后写了毛两万字。你以为这一写就完了吗，你太天真了你，你居然天真到这种程度。我甚至怀疑你以前跟我讲的那些坎坎坷坷的经历，是不是也像你的那些破小说那样虚构的？就算那个联防队员、废品站的女店员都像你说的那样同执一词，你也麻烦到家啦。首先，你们三个人3份供词写得一字不差，如出一辙，这样就会让明眼人一看就有攻守同盟的嫌疑。如果略有区别，求大同而存小异，这个小异就是漏洞。警察是干什么的？就是挖这个漏洞的。不消说你们三个人，就是让你一个人反复写上10张，你敢说就不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数万字写下来你就烦了，当你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漏洞就出现了。而你却不知道什么地方让人家抓了把柄。再假设，如果那个废品站的人不予证实呢？
不会吧？我说。
他立即把手按在我的肩上，很有可能。居委会主任需要的只是你的供词，以证实她儿子诚实的秉性。至于是否有这么一支枪，和这支枪的下落她是无须关心的。你的供词足以证明她儿子的诚实，而有没有废品站那个女人的供词，其实与她无关。很可能，她压根儿就没和那个女人打过什么招呼。到时候，你的供词证明了他儿子的诚实，却没有人来证实你那只手枪的下落。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这么一支手枪，而且一直如视家珍地藏着。虽然对方已证明那是一支报废的手枪，但只要是一支手枪，你的反社会主义的阴恶用心就昭然若揭。况且，对方证明的只是你有一支手枪，而所谓武斗工事边捡到之说，仅仅是你的一面之词。说不定你祖上原来就有那么一支货真价实的手枪，只是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攻势，你暂时把它埋在了地下，才使之锈烂。何况你自称它是一支土制手枪，也没有什么根据。你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你的那些枪械知识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陷阱啊，王东标说。
对此我已无话可说。那一个个强有力的设定，已经把我推到了极地。他继续说，居委会主任是什么人，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铁拳，她就是这铁拳里一个小指头。这小指头一勾划，你就有苦头吃了。我说，她已经退了！王东标说，那她现在干什么？开玩具店。玩具店？买玩具手枪之类。这时王东标又古怪地笑了起来，他说我得给你出个主意。他抽了一支烟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我觉得事情可能并不像他说的那么严重，那些看起来十分具有推进力的话，只是他烂熟于心的几本侦破小说在作怪。但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也有道理，甚至很有道理。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不一会儿，他回来了。王东标说，你给我 40元钱，我说，要钱干什么？他说，你的事情当然你出钱。
说完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支勃朗宁左轮手枪，抵住我的后脑勺说，不许动！解放军优待俘虏。
第二天，我把这支手枪放在了公安局刑侦科的办公桌上。当然在此之前，我已经把那份供词烧成了灰末。警察们看看手枪，又看看我，露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容。但是当一个警察拿起这把手枪时，他预料中有关手枪的那种份量感，顿时从他手指间滑了下去。他把手枪抛起来，在手中把玩了一下。一把塑料手枪，当然谁都可以玩得很漂亮。他再一次把这把手枪抛起，然后从空中一把握住，抵着我的前额扳动了扳机，格答一响，我居然庆幸没装子弹。我向他介绍说，这种手枪的子弹像兔子屎那么大。警察突然咧了一下嘴，你以为公安警察就这么好耍吗？居然拿一支玩具手枪来蒙我们，你想得太天真了，小伙子。他说到天真时把舌尖探出来抹了一下自己的胡须。这让我羞愧难言。
我说，我实在想不出我有什么手枪，这可能吗？这不可能。如果白鹭看到我有什么手枪的话，那就是这支枪了。可能他并不清楚这是一支仿真手枪。警察看看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一点破绽出来，但我那张毫无城府或阴险可言的脸让他无懈可击。他手一招，对另一个警察说，传白鹭。那警察连忙打电话与联防队联系。联防队就在这条街上，所以不消十几分钟他就会出现。在这个空档里，那警察一边把玩着我的手枪，一边与我对话。他对我说，我们不随便怀疑一个人，但也绝不轻易相信一个人。这个道理想来你是懂的。我说，我懂。警察不怀好意地笑了笑。他一笑，我的哪根神经就绷一下。他说这把手枪仿制得可真像那么回事，我说，是啊，它看起来多么像一支真枪。这句话说完我就有些后悔，我发现自己的舌头老是在蠢蠢欲动，急于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用下牙咬住上唇。警察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突然问道：白鹭有没有拿过这把手枪？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他怎么可能拿我的手枪！在警察面前，我怎么也把握不好说话的语气。我居然说我的手枪。如果一个孩子说，我的手枪，那么这支手枪绝对是一支木头枪。但一个成年人以那么戒备的口吻说，我的手枪。这把手枪立即有了一种货真介实的感觉。这句话的主体意识又是多么的强烈，是我的手枪，不是你的手枪他的手枪，这里边显然包含着一层唯恐别人染指的惊惧感。而一把几十元钱就能买到的仿真手枪值得你这样警觉吗？这可能吗？于是警察又笑了起来，警察说，你说的是这支手枪吗？他把手枪重新放在桌上。我说，是，是这支手枪。
这时候，白鹭进来了。他毫不意外地对我笑了笑。我被请到隔壁一间办公室，以示回避。但警察们显然忽视了一个细节，即两间办公室之间有一个搁电话的小窗。我透过小窗，看到白鹭的右手以相似的姿态插在裤袋里，毫无疑问，他的手中也同样捏着一份说好今天上午摊牌的供词，好在他并没有立即把它拿出来。正当白鹭欲言又止时，那个警察官发话了。这时候，他用身体挡住那把桌面上的仿真手枪，对白鹭说，你先告诉我们，你是否亲手接触了刘浪的那把手枪。白鹭说，没有。真的没有接触过吗？没有。这回他把头摇得像兑糖鼓似的。他只是把那支枪抵着我的后脑勺说，不许动，再逃就要开枪了。你看到这支枪了吗？看到了。如果现在他把这支枪交出来，你是否能够准确辨认？
他已经把枪交出来了？白鹭显得万分意外，但很快被一种兴奋的表情遮盖了过去。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能够辨认。
那好，你过来看看这支手枪。警察说着移到一边，桌面上的那支的枪立即进入白鹭的视线。白鹭冲动异常地要去拿这支手枪，让警察及时地制止了。白鹭说，就是这只手枪！
请你看仔细了！
白鹭说，没错，绝对是这支手枪。当时他就是用这支的枪抵着我的后脑勺说，不许动，再逃就要开枪了。没错，就是这支手枪。其实白鹭稍加观察，就会从玩具手枪过于明亮的光泽上发现破绽。但是他想从这件纠缠不清的事情中迅速摆脱出来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他太迫切了，以至于没看清什么就一口咬定了这支手枪。他的内心一定疑团百出，刘浪那家伙真有那么一支手枪啊。但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我交出的是一把木头手枪，他也会默认。因为这样于人于已都是明智的。
白鹭回去后，警察过来拍了我一下肩膀说，这支枪我们收下了。国家同样不容许制造、销售仿真手枪，这一点你的知道的。我连忙说，知道知道。警察说，我是王东标的二哥。我的表情立即夸张地舒展开来，像相认失散数十年的兄弟一样，激动地说，你就是王东标的二哥！东标的二哥笑了笑，我听他说起过你。他都说了些什么--我想他总不至于把这支枪的真实背景透露给他吧，这一点王东标向我反复保证过。他说，我是他的二哥，但首先是一个人民警察。我说，那自然。看来王东标没把我的事给抖出去，因为他的脸上一直体现着对这支仿真手枪的无知。警察说，这是一场误会。误会过去了，就好了。我说，过去了就好了。他把我送到门边说，顺便问一句，你的手枪是哪儿买的？
我欢快地告诉了他，
那天我看见白鹭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遛达时，还不知道他被解雇的事。我对白鹭说，这件事终于过去了。白鹭突然用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邻居告诉我说，他被联防队解雇了。我心里顿感内疚。当然邻居并不知道这件事的背景材料的，他们只是对居委会主任的儿子缺乏应有的宽容。
几天之后，我正在房间里消灭最后一块蛋糕，一阵嚎叫从大街上传过来。当时院子里只有陈老头个人，等我出来时，陈老头已经不在了。他出现在居委会门口边的那家玩具店。一群警察在那里进进出出，他们从店里搜出了成筐的仿真手枪。几个人把手一抛，抛上了三轮摩托车斗。其中一支手枪突然掉在地上，被一个少年抢去，那个少年拚命逃跑。这个警察拿出自己的真手枪，对着远去的少年的背影说，你给我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少年已经跑进一条小巷，警察于是把枪收起来，看着旁人吃吃笑了一阵。我发现陈老头的脸大为生动，当那个警察喊道：再跑，我就要开枪时，仿佛有一系列的旧时情景在他脸上像水影般浮过。
围观者对警察没收玩具枪的做法表示不解，但当他们看到店主、原居委会主任像傻鸡似的在地上折腾，又欢欣鼓舞起来。白鹭无助地抱着他的母亲。他母亲仿佛要一辈子赖在地上似的，坚决不起来，于是白鹭放弃了这种努力。他一失手，他母亲的头颅就咚地一声撞在水泥地上，众人轰笑。于是白鹭严肃地环视了一周，他的目光犹如一枚铁钉在每个人的脸上敲打。他看见我时，我的目光感到了这枚钉的尖锐程度。我想立即隐退到人群中去，我站在了陈老头的背后。陈老头回过头来问我，她是不是被打倒了？他说这句话时，眼光里突然露出胜利者的喜悦。我无话可说，俏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几天来，陈老头一直在文旦树的树根旁转悠。那天深夜，我在外面和朋友喝了几杯回来，见陈老头在用一把圆锹刨土，根须已暴露无遗。你老在干什么呢？我这一问，把陈老头吓了一大跳，见是我，害羞地一笑。连说刨蚯蚓刨蚯蚓。我说这么暗你看得见蚯蚓吗？他回答：我明天去钓鱼。乖乖，他还钓鱼呢，怕是鱼钓他吧。
我刚回房间，王东标进来了。什么时候了，你还来？他说我已经来过三趟了！我说你真会感动人，可我的电话装不成了，我不装公用电话了。王东标说，我来不是为了电话的事，我跟你说手枪的事。
手枪？我差不多已经把这给忘了。
他说，事情不妙。我二哥说，他们还是认为你有私藏手枪的嫌疑！我吃惊地望着他，我说王东标，你是不是把我们之间的那点底都给拍出去了！王东标万分委屈，哪里！我哪里敢跟我哥说那事。今天吃饭时，我哥说，虽然白鹭已认定那支枪，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接触过你的手枪。也就是说，他并不清楚这是一支真枪还是假枪。这就有两种可能，或许真枪，或许假枪。如果是一支假枪，法医找上门时你可以随手交出，为何遮遮掩掩？并且说，我不交出来你有什么办法。你们单位负责人进一步提供证词说，你曾扬言要一枪毙了他，这些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你有私藏真枪的可能。相反，你无法证明那是一支假枪。他向我讨一支烟。我陷入沙发中已经说不出话来，无言地指着书桌上的那包烟。他敲出一支来抽。抽着，奇怪地望着我，他说，能让我瞧瞧吗？我说，什么？
枪啊！
什么枪？
你他妈的跟我装什么蒜啊。
我突然明白了，站起来。原来他小子也在怀疑我！他咧嘴笑了，你怕什么呀刘浪，咱哥们怕什么呀，别说你藏一支手枪，就是藏一门大炮，哥们也不会把你给卖罗。快拿出来让我瞧瞧。
瞧你妈的×！
你不相信我不是？我们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难道连我你都信不过？我说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枪，这话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王东标说，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我突然溜出一句：谁知道你是不是你二哥派来的奸细呢。说这句话时我笑了笑，努力想维持一点玩笑的语气。但笑容还是没有把握好，我看王东标的脸一下子白了。王东标说，好，刘浪，看来我十多年白交了你这位朋友，不论你干下了什么，朋友什么时候都想着帮你一把，我他妈的瞎了眼了！
我突然悲忿难耐，一指射过去，你再不给我滚蛋，我一枪毙了你！
话音未落，只听院子里传来一串悠扬的小号声。_ 话音未落，只听院子里传来一串悠扬的小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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