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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我应时任《文友》主编的周德东先生邀请，以策划身份介入这本杂志的工作。记得我是在西北农大招待所开的第一次策划会上提出开辟两个诗歌页码的想法的，由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因素，当时说出这个想法时可真是硬着头皮啊！未想竟顺利地获得了通过--这应该归功于周德东的开明和对诗人的尊重，当然也应归功于我这一想法的新颖与独特，面对一个广阔的诗歌时空来选并在每首诗的后面配之以非常性感的“主持人语”是我在当时就想到了的，这在该选题被顺利批准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当代诗歌能够在一本期发量十五万份左右以市场为首要目的的杂志上堂而皇之并且是风风火火地走过三年，这个开始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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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善变和一年一折腾著称的女友杂志社（《文友》所属的杂志社），一个栏目能够坚持三年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一个诗歌栏目？在此我只有感谢《世纪诗典》的读者们，他们对这个栏目的高涨热情和不懈关爱是它得以存在的惟一前提，三年来在每月读者反馈的意见表上它竟回回名列“您最喜爱的栏目”的前三名，围绕这一栏目的来信和来稿竟也是最多的，这是连我自己有时也不敢相信的事。
所以，与其说是这个栏目培养了一批读者，不如说是读者们和我共同创造了这个栏目，《世纪诗典》是“大家”的，更是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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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无法忘记那些与《文友》杂志一起参与了这个进程的媒体们。最早加入进来的是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当李倩小姐将《诗典》作品通过配乐朗诵转化为有声的形式奉献给广大的听众，很多次坐在收音机旁的我并不像外表看起来的那样无动于衷。邓娟小姐的热情促成了《诗典》与四川教育网的合作，尽管时光短暂但却意义非凡，我至今尚未见到过比她为《世纪诗典》所作的更为漂亮更有品位的诗歌网页了。当得知《世纪诗典》将随《文友》堕落为《男友》而告终结时，是诗人徐江的挺身而出使得《诗典》在他主持的《读者俱乐部》里找到了一个生存下去的家（为此他放弃了由他本人制作多期的一个诗页）。诗人沈浩波在Book321网站上为《诗典》制作的网页使得三年《诗典》有了一个完整的并将继续展示下去的网络版。
我无法不提及这些朋友的名字，我实在无法说这个《诗典》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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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将这个杂志栏目结集成书用于出版的想法的，大概是在第一年结束时我得知第二年还能够接着往下做的时候，最早好像也是来自读者来信中的提醒。不是我不敢想啊！因为即使我已把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出色，可还是有一种随时都会中断的危机感。这年头，做诗心虚。
所以这个想法并没有太分散我的精力，我以为那应该是一个瓜熟蒂落的结果。甚至在去年花城出版社因《文友》的两大栏目而做了《时尚杀手》《靓女美文》这两部销路甚好的书后，我也没有为《世纪诗典》尚未成书而着急，我知道它终有好运。
现在好运由极富图书策划经验的诗人张小波与台海出版社何蓓琳女士带来，他们成了《诗典》最终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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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里我静静地坐在桌前将厚厚的一摞杂志复印稿编排成书，我的脑际飘过的是一本本极富动感的《文友》--
我的本职是在一所学院教书，长年带着基础写作课，《世纪诗典》几乎成了我这三年来的讲义，一份最受学生欢迎的讲义。
三年来只颁发过一届的“文友文学奖”至今仍然令人难忘，我到精神病院为诗人食指送奖的事至今被人谈论，我要说的是没有《诗典》的存在这惟一的一次颁奖就不可能颁给诗人。
这三年里，不论是在电话里还是在见面时，入选的诗人都要向我提及稿费，因为他们在此享受到了中国诗人可以享受到的最高稿费，我说《世纪诗典》是中国诗歌的“黄金之页”从来就不是虚指。
还有那个在信中宣称要为《诗典》的取消（传闻中的）而自绝的朋友；还有那个为了见一见我这个《诗典》的创办者而从河南徒步走到西安的朋友；还有那个为了《诗典》的最终出版还在向他认识的每一个老板“大做思想工作”的朋友……
在此我想说的是：《世纪诗典》绝不单纯是从杂志中的一个栏目到一部诗选的成书过程--在此我幸福地经历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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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友》工作的时候，每天要收到多少诗稿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要读完这些诗常常需要用掉整整一个上午。在自由来稿中选出符合《世纪诗典》标准的诗无异于大海捞针，三年来，我在自由来稿中只选出了盛兴、朱剑和轩辕轼轲，工作的效率几近于零。另外一个对当时的我来说完全的无名者是张志，他的诗我是从一本非正式出版的诗集上发现的。如果没有对以上四人的发现，那么我就仅仅只是一个总结者，而真正的编选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发现者。
今天，当盛兴、朱剑一跃而为“70后诗人群”的头两号代表，轩辕轼轲紧随其后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张志的诗也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称赞，我起码可以对自己说：三年来我确实没有站着茅坑而不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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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真正可以称为经典的诗集都是具有发现性的：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印行）为我们描画出了“朦胧诗群”的基本轮廓；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诗人的角度，徐敬亚、孟浪等人编选的《1986-1988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流派的角度为我们描画出了“第三代诗人”的基本轮廓。
我不讳言地说我从一开始就力图使《世纪诗典》具有如上诗集的经典性，我把“发现”的视角放在了理论界没有界定过的“第三代后”--也就是后来被我命名为“新世代”的这代人，十年来没有获得清晰描画的这代人的问题应该在《诗典》的工作中被解决掉，我想我已经做到了，今天已经无人敢于将他们视作可有可无的“诗坛新人”了吧？除非无知者无畏。
大概是上帝看我专注于“发现”的心诚，它借“盘峰论争”后诗坛的空气变化催生了“70后诗人群”的成长，我在《诗典》中对标志在商业符号下的这代人的轮廓描画起码是出自诗歌内部的专业发现。就算我拣了一个并不便宜的便宜吧。
因为做到了以上两点，我就敢于将《世纪诗典》与我心目中如上几部经典诗集摆放在一起，我深知它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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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试图从我个人的角度，在较远的时间河岸上对“朦胧诗”、“第三代”、台湾诗重新做一番审视，印象最深的成果是“第三代”中如张锋、二毛、刘扬、蓝色、张小云、胖山、宋词、文康、封新成等彗星式的诗人获得了成功的“打捞”（沈奇语），我并不是喜欢制造追认神话的人，只是在我看来彗星式的写作和终身制写作是平等的，如果不是以诗选人的话，这些人们印象中的不在场者被淘汰掉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已经十年没有被选入过各种选本了。
而我对台湾诗的选择是放在我对诗的认知标准下来进行的，绝无特殊对待的意思--绝无文化统战意义上的特区政策，也对彼岸文场的座次排定不予理会。按照台湾人的意思来选台湾诗的做法终止在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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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次”永远是敏感的话题。它具体为一本书的排列先后。所以才有按“姓氏笔画为序”、“英文字母为序”、“年龄大小为序”的无能与无奈。
为了给予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文学史的一般常识，我力图在此对上述模式做出挑战。我可以在此声明：本书的“座次”排定依照的是诗史演进的客观事实，诗人在历史中的出场先后决定了他（她）在本书中的出场先后，同时出场的同代诗人，我依据的是我眼中他们个人成就的大小比较，成就相当者我依据的是入选诗作的印象高低--在此我可以将我的标准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当你一门心思想编好一本书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件得罪人的事情。未入选者给得罪了，“座次”排列不如意者也得罪了，得罪了就得罪了吧！三年来我因《诗典》而得罪的人还少吗？我当然知道这也是事实：如果一门心思想编坏一本书的话倒是可以给自己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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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上的考虑，这本《诗典》所选诗作都在40行以内，这使一批优秀的长诗被割爱了，同时也割爱了个别擅长长诗而无出色短章的诗人（比如廖亦武）。在有条件的时候，我会考虑编一本《世纪诗典·长诗卷》来进行补充。
在出版成书的同时，我的编选及其评点工作还在《读者俱乐部》和Book321网站以专栏的形式继续进行着，我会尽量持久地坚持下去，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本《世纪诗典·续集》问世。
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我还想编一套《世纪诗典·金碟诗丛》，系统性地推出优秀诗人的个人诗集。
因为《世纪诗典》，我也萌生了编一本《世纪诗论》的想法，自然也将沿用这种带有个人评点的形式。
还可以编一本《世纪诗事》、一本《世纪诗史》。
最终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世纪诗库》。
总之，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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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主持人语”（在本书中易称为“编选人语”），是诗人、诗评家沈奇最早提醒我：这是现代诗话。我知道沈兄的话是为了唤醒我自己对这种话语写作的足够重视。诗人盛兴的称赞是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夸大成分的，他说我的评点比原诗还要精典。因为盛兴是看着《诗典》而决意写诗最终又为《诗典》所发现的天才。
也许活跃于网上的诗人江湖骗子的话符合我自己现在想要说的，他说：对于诗，伊沙是真正有话要说的人。
诗人杨然以“渊博”说我，我只是希望这“渊博”是有效的，并且已经生发了效能。
总之，一部有所不同的诗集就要出版了，它与一般单纯由作品集成的形式不同，也与学者撰写的大辞典的形式不同，总之，中国的现代诗将以这种一个在场者现场解说的崭新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他的语言充满性感，他的编选熔铸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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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典》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轰动诗坛的“盘峰论争”，我不讳言地说：这既是两种艺术立场的对峙，也是两股诗歌势力的斗争。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是其中一派的急先锋，而斗争需要工具，《诗典》应不应该成为斗争的工具？这在论争发生的当时确曾成为一个问题。
结果是我没有背叛自己的初衷并坚守了自己不变的标准。作为我论敌一方的诗人中的优秀分子都出现在了《诗典》之中，并出现在符合历史真实和他们个人成就的“座次”上。如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公正的话，那么就让他们那种企图独霸历史的“公正”见鬼去吧！
我尊重他们的作品，但他们作为诗人的艺术人格则只配遭我践踏！
在“盘峰论争”之后，“知识分子”以独霸历史为目的以遮天蔽日为手段的编选阴谋一直进行着--我说的正是那种臭名昭著的《岁月的遗照》《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式的编选方式，这也正是这部《世纪诗典》出版时的诗坛环境，客观公正、彼此尊重远未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知识分子”曾说过“除了伟大，别无选择”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们真这么想过吗？哪怕一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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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像我这样的“极端分子”不适合编书之类的话，指的是我身为《中国新诗年鉴》的一个编委所参与的工作。那么现在我就要请这些人看看我用三年时光独力编成的这本书。
如果因为我本人做诗的方式和做人的方式（所谓“极端分子”）我就该是一个天生的“受伤者”的话，那么我可以认命。但如果你认为一个天生的“受伤者”在他获得一点小小权力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疯狂的“报复者”，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至少是把我想错了，我不报复。你以为我是谁呀？
放弃报复，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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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本可以在书店里找到的书能够帮你了解中国新诗半个世纪以来（它的现代诗部分）的伟大风貌和它在世纪之交时的现场活力，这其实是你在基础教育的教科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阅读的一个延续。
我希望伴我走过这三年历程的《文友》的老读者们在《文友》堕落成《男友》的失望中能够和我在这本书里重聚，让我们重开诗的盛宴。
我希望《读者俱乐部》、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四川教育网、Book321--所有《世纪诗典》的既有读者都能够躬逢其盛。
有如此之多的老朋友，是我的福分，也是本书出版的最大理由。
当然我也希望在此次盛宴上我又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每一次的认识都不算太迟。
我殷切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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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秘密地告诉你--
在这里，我已敲出了中国现代诗的骨髓！
2001年1月6日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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