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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新中国（第一部）》（载《芙蓉》1999年第2、3期），以著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蓝本，因此它所面对的是离我们这个时代不算久远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随着平反的阳光到来而被作为一场噩梦抛给了历史的黑夜，也许因此人们会很方便地将它划入历史小说的范畴，但李小山的《新中国（第一部）》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不是在某种既定的观念之下对一段历史进行形象化阐释，也不是以虚构的名义对历史进行颠覆、瓦解和戏说，更不是借小说之名披露所谓事件的真相或提供鲜为人知的细节，而是试图将胡风事件作为锻造一件艺术品的材料，从而将这一事件从时间的尘埃消释中解救出来，赋予它恒久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对时间的处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叙述构架首先引人注目，其特点即是非时间性叙述。在物理的意义上，历史正是靠时间来确立的，《新中国》（第一部）的叙述竭力淡化作为历史坐标的时间的存在，在小说中那曾经令许多当事人惊魂散魄、蒙怨罹难的时间——1955年5月，除了相对集中地出现于小说中对几个人物的简历介绍（见第一章第六节“抗拒”），很少并且几乎是不显眼地出现于叙事中。而事件时间的线性之维在小说中则更是被极具文体实验性质的叙述所切割、打碎、稀释甚至停顿，以时间之矢的不可逆性为支点的进化论历史观和循环论历史观于是在这里同时被彻底屏弃。由于完全取消了时间的顺序，小说的叙事呈现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块状的组合和镶嵌，贯穿其间的是吕荧命运的展示，它同样也不是按照时间的线性特征来串联叙事，而是像一块吸附力极强的磁铁，随着它的移动，沿途的铁质从各个方向吸附到它的身上，并且统一和同化于它的存在。频繁更换的场景，叙述者一往直前的激情，各色人物意识的无序辐射，造成了一个个时间不明、沉滞而混乱的空间，触及并浓缩着人的生活的多方面内容，如一个庞大的不明飞行物横亘在我们的眼前，轰击着、压迫着也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使我们无暇顾及具体的历史时间，而更为关注叙述造成的心理体验。从这种意义上讲，《新中国（第一部）》是另一种对历史的忠实，因为它拒绝的是对人的存在的遗忘，其充满实验性质的叙述实际上是在搭建生命个体存在的炼狱般的实验场。
多姿多彩的叙述支撑着整个小说空间。一望而知的是它极尽腾挪跳跃之能事，章节之间、段落之间、语句之间，都显得跨度极大，尽管叙述能够自如地进行交叉剪辑，连缀成篇，但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段落在语义上呈现出非逻辑性，在事件上呈现出非关联性，在语态上则显示出非一致性，它们或如奇峰突现，或如惊涛拍岸，或如风卷残云，或一泻千里，或迂回不前。像第一章中的第二节“守门人”的叙事就来去突兀，你无法断定它在讲述“故事”的意义上与上下文的联系，它甚至不能仅仅被看作渲染气氛，因为它实际上是叙述的语流冲刷开来的空间，使我们在感知某一事物的同时意识到其他事物也正在发生。而像第一章第七节“残局”的叙述，频繁地在柏华的独处与同他人的聚会、柏华的动作与自己的内心、柏华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切换，这种频繁的切换将我们引向个体存在的孤绝之状。又如将毛泽东和列宁的大段语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胡风诗作这些不同性质的文本中的片段，或单独列为一节，或穿插在叙事的流程中，不仅造成了叙述语言形态上的变化，而且在以不和谐的音响构成的叙述的阻断中产生了对比的效果。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作为技术，也许并非显得特别大胆和新异，关键是它们传达的或者说暗示的东西丰富了对意义的追索——尽管叙述并不确定某种意义：一方面它们的所指在整个叙述中得到瓦解，从而将生命个体从它们所代表的、象征的、或指涉的话语体系的统摄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又正是通过这样的话语体系窥见个体生命的真实处境。
将人物抛入这样的叙述中，其个体自我无可把握的情状、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局限性便显露出来，人仿佛悬浮在巨大的黑暗之中，意识的光亮只能映照出有限的空间，却无以穿透它，每一次挣脱黑暗的努力似乎只是对黑暗的再一次确证。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悲观抑或乐观来看取这些，因为对人之为人的确信的努力也正蕴涵在这里，它让我们感悟和体验个体的自我、人的主体性在被剥夺并趋于消泯的过程中迸发出的抗拒剥夺的力量，它尽管微弱、尽管缺陷所在皆是、尽管茫然不知所向，却在在显示着个体生命的尊严。在第二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与一连串的问号劈面相遇，它们自然让人联想到屈原的“天问”的句式，但显然没有后者那种整饬和理性，它们似乎没有来由，也并不紧密关联，却接踵而至、紧追不舍，急迫之势让你一面喘不过气来，一面体验和承受着旋风般的念头同时涌现的情景。紧接着的第十四节“眼前”，写何申在牢狱中的听觉、视觉、触觉、思绪、情绪、臆想、幻觉，写他的绝望恐惧、自我安慰、暗自庆幸、听天由命、坚韧不拔，让你的注意力仿佛如一叶扁舟在险象环生的急湍中漂流，为个体生命内在的真实情状所驱迫和裹挟，那恣肆的语流中泄露的疯狂不啻是拂去历史的积垢时催生出的激情，激情燃烧的蓝色火焰，在过去岁月的底部奔腾跳跃，映现出历史的黑暗与虚妄，照亮了人的真实的存在。
当我们随着小说的叙述深入到吕荧、柏华、何申、彭定国这些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这些被视为异类和疯狂的存在，让人不禁想到帕斯卡的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在宣布胡风为反革命的七百人大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只有吕荧一人跳出来为胡风辩护，于是这个疯子揭穿了那些正常人“不疯癫”的疯癫。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小说的艺术表现——不消说其许多大胆的艺术手法会为一些人诟病和不能容忍，因为它们越出了“正常”的轨道——也是一种疯癫，它透露出作家的一种艺术信念，即疯癫需要疯癫去揭示。
而且疯癫弥漫在最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小说以“离婚”作为第一章，开头即细致描述吕荧在咖啡店里枯坐等候时的心理、物象，就明显地表现出，日常生活场景将是叙述驰骋的疆场，作者充分调动起艺术想象力和在长期的美术批评中历练出的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其间的人与物竭尽描摹，其色彩、形状、气味、光线、情绪、意识以及潜意识等方面的表现，加上不断的交叉剪切，创造出清晰无比又恍若梦幻的艺术境界，同时那一瞥一划无不构成了心灵的细节，折射出人的个体存在的真实处境。这种叙事策略将我们从一般的历史叙事中解救出来，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经过堆积如山的文档、当事人的回忆、判决或决议之类的定性文字抽象了的人，看到经过了种种观念强加和话语阐释了的人，这样的人的痛苦、梦想、缺陷、疯狂等等因失去了血性和灵魂而面目模糊，神色暧昧。就此而言，小说给人印象极深的还是吕荧。小说叙事竭力从外在生活和内部生活（但应该看到，小说叙述传达的一个信念是生活没有内外之分，而是以一个混杂的整体呈现）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设置不同的视点，建立多方面的联系，如此与其说是为了写出一个人的全部复杂性，不如说是试图在种种可能性中逼近个体生命的真实境况。小说将吕荧的恃才自傲、风流成性、天真直爽、委琐自私、狷介不群、痴狂疯癫、书呆子气……他的婚姻、爱情、工作、理想、道德标准、“政治糊涂症”……等等，穷形尽相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无法以预设的框架来收容和归纳的人的生命，展示它是展示生命的荒诞与真实，同时也是唤起对生命的尊重，由此形成的个体存在的生命图景较比当年胡风事件的风暴更为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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