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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朋友们的客厅里过日子。一开始只是我租的房子到期了，需要另找房子。在东京找房子是一件麻烦事，我先跟不动产打了招呼，让它转告房东我不再续租了。我的房东是个对住户有严格要求的老太太，把房子出租给外国人她有些想法。但她那样的狗屁房子除了象我这样既没钱又随便的外国人，不会有什么其它人去住。那座屋子是在离车站很远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到车站走路要走二十多分钟，而且房子已经很旧了。房子是木结构的，夏天不挡光冬天不挡风，有一年的冬天我在这间房子里冻得要死。所以，当老太太发现有一个人要租用她的房子，我猜测她当时是心中大喜。但这个老女人到了跟我签契约时，却跟我讲了一大套，算下来恐怕有七十一条规则，弄得好象她租给我这间房，是做出了一个巨大的不可弥补的牺牲。我当时刚刚到东京，对这些事情一点不摸门道，感谢了她半天才让她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她告诉我，这间屋子只能租给我两年，两年以后续租的话要另加房租，还要再送两个月房租的礼金给她。这是规矩，她说。她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算盘打得倒挺精。老实讲，这个老太婆留给我一个极坏的印象，以至于我一开始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房子问题上我怕是要有些麻烦。
后来我对东京越来越熟，房东那张有七十一条规则的脸也就让我越来越烦。我决定当房子的契约到期时，绝对不再租这个老女人的房子住。我让不动产转告她不再续租的第二天，老太太来敲我的门，我打开门，她对我问候了半天。我不耐烦了，问她到底有什么事。她吃了一惊，对我说东京的物价很高，生活很困难啊。我莫名其妙，东京物价很高我是知道的，生活很困难我也知道，但是她跟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她是指导生活的辅导员吗？我望着她那张皱纹里塞满了笑容的脸，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作为一个住户，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虽然违反了七十一条规则中的好几条，但总的来说执行情况还可以。她开始表扬我。我问她这有什么不对头吗？她说没什么不对头，没什么不对头。那就好，那不就完了吗？当然事情没有完，她希望我把房子继续租下去。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她的房子太贵，又太破，我不想再住了。而且我进一步告诉她，别的人恐怕也不会想来住。我隔壁的屋子还空着几间，这两年唯一的一个邻居是鳏居的酒鬼，他一喝醉就会半夜三更唱着小调回来，经过我的门口时跷起一条腿撒尿。我说到这里，她的笑容就有点僵化了，她开始对我讲在东京现在有很多房东不愿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中国人在东京的影响很坏，她威胁我说。她居然开始威胁我，她没有想到到了这把年纪再来威胁一个年青人，已经很不合适了。我决定让她滚蛋，并且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在关门之前告诉她，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交足了。
当然，这个老太太讲是实情。在东京要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子是不大容易的事，但我不在乎这一点。我的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慢找。我住到了一个朋友家里，每天看一些租房广告，都是免费的。每天早上朋友的邮箱里有一大堆租房广告，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看得完。看完以后我就再到附近的不动产去转转。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住在朋友的家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这样我找新房子的步骤就缓了下来。我发现只要处理得当，住在朋友的家里，毋宁说是一件给我带来快乐的事。首先它消解了我常年以来的孤独感，有一阵我对孤独非常恐怖。它让我想起了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一个被关在监牢里的人，只有一本象棋棋谱可以阅读。我并没有被关进监牢里，我可以自由地从我的门口走出去，可以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去晒太阳，但我仍然无法消解我的孤独感。我发现我走到哪里情况都是一样的，好象四面白色的墙跟随着我，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有一阵我常常抑制不住我的冲动，情不自禁地想举起手来向边上的空气敲一敲，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墙。现在我住在朋友的客厅里，情况就要好很多。虽然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和朋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情况毕竟好多了，就象我已经从单身牢房搬了出来，搬到了一间集体牢房里。在这种情况下，每天能够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即使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会让人感到安心得多。
一个人一旦精神放松了下来，就会长久地放松下来，我没有匆匆忙忙去生活的理由。这样过上一段，无论从什么角度上看，对我肯定是有益的。我这样想，就缓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焦虑和恐慌。我到不动产去找房子这件事，逐渐在演变成一个单纯的形式，变成是一个应付自己和朋友的形式。我走进去不动产，向他们提了很多条件，让他们帮忙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房子，最后我总是能够从他们找的房子中挑出一、两条不合适的理由。然后我再去找一家新的不动产，东京的不动产成百上千，允许我从容挑选我的新居。事实是我越来越想在朋友的客厅里长期地住下去，我慢慢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样的日子不仅使我在生活中重新获得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而且目前这种地址换来换去的生活，给了我一种飞起来的感觉。当我觉得在这个朋友家继续住下去不合适的时候，我就找一个理由，换一个朋友家，继续我这个找房子的过程。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容易博得别人同情，另外我告诉他们我正在找房子，表示我只是短期寄居在这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朋友们通常就不会予以拒绝。
后来就进入了雨季。这一年的雨季开始得很早，而且看起来还要拖得很长。一个大雨天，我站在涉谷车站的人行天桥上，当时我正准备从一个朋友家搬出来，但下一个住处尚未确定。我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朋友的电话号码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坐车到涉谷出站，并不是我有了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我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一些而已。人在窘迫的时候，容易回到熟悉的地方，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我漫无目的地逛了半天，突然开始下起雨来。在我返回车站的途中雨就下起来了，我被淋得湿淋淋的，于是就干脆站在天桥上，看着桥底下的人来车往。天在暗下来，撑着伞的人象一团一团活动起来的彩色蘑菇，向地铁入口蜂拥而进，仿佛被一张永不厌足的嘴巴吃了进去。我看着这幅混乱的风景，想到我目前的生活是在这幅匆匆忙忙的风景外面，突然觉得生活还是有点意思的。我已经被淋得里外湿透，眼前的风景反而让我麻木已久的胃开始活动起来，我开始想着要吃一点好东西，一杯热滚滚的咖啡、一块蛋糕，再来一段把人搞得非常舒服的音乐。这点小钱我还出得起。
我从桥上下来，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我湿淋淋地走进咖啡馆是一个惹人注目的行为，一个韩国伙计过来厌烦地问我要什么。这是一个韩国伙计，口音重得象一坛子泡菜。后来他一直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付咖啡的钱是从哪里偷来的，或者我是一个只能给予鄙夷的人。我没有理睬他。一杯热滚滚的咖啡让我的脑子好使了一些。我已经在外面逛了整整一天了。我在一列列循环于东京市内的电车上，漫无目的地整整游逛了一天，这是一种无需费神的漫游，对一个不想运动的脑子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从一个剪票口到另一个剪票口，扔进分币，摁下按钮，取走车票，我做着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如此自然，仿佛是在进行着一个魇住我的噩梦。但它并非噩梦，只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天。我提醒我自己，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天空和四周的一切都在不可阻挡地黑下来，天还要更黑。这些简单的道理我还能弄明白，如果再不弄明白我今晚就只好去睡车站了。地铁车站我睡过，我不想再去睡。所以这杯咖啡我要尽量喝得慢一些，在喝完之前我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咖啡十分烫嘴，慢慢喝这件事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
当然我没想出什么办法，要是能想出办法我早就想出来了。一杯咖啡能够解决的问题十分有限，它只不过让我觉得好像有了一点希望而已。实际上仍然没有什么希望。我明白过来以后就放弃了努力。从咖啡馆出来，我绕过车站，走到一只狗的铜像附近，那儿有一排公用电话。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张三千日元的电话磁卡，我一直谨慎地保留着它，为的就是预防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到国内，让一个关系广泛的朋友再给我几个地址。这个傻瓜在电话那头快活地笑起来，听到我的情况他就开始笑，笑得跟一个真正的傻瓜完全一样。我要沉住气，我盯着显示板上跳动的红数码对自己说，让他笑吧，他会笑够的。我这样一想，他就停止住了他缺乏水分的笑声。好吧好吧，他知情识趣地说。他说的时候电话听筒里响起了一阵悉悉嗦嗦翻纸张的声音。然后他扔了一个电话号码出来。你打打这个电话看，他说，这个人我也很久没有联系了。记住了吗？他大声说，打打看打打看。我咕哝了一声算是道谢，含糊得好像边上那只铜铸的狗打出来的呼噜。好得很，我想，现在我有了一个号码。我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里又捞到了一根稻草。我捏着这张记着电话号码的小纸条想。真是谢天谢地。
接着我就开始打这个电话号码。很久没有人接。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我已经很久没有厌恶过了，我现在的生活不需要什么激情就可以应付过去。但这个时候我开始厌恶起来，我死死盯着这个嘟嘟作响的电话，好象电话听筒里在冒出一串串肮脏的水泡。我逐渐有了一种被生活鸡奸掉了的感觉。虽然我过了这样长一段平静的日子，觉得这样的日子还不错，但一个瞬间，我又觉得这种生活非常虚无，我已经过够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上了这样一种日子，它看起来挺不错，实际上却是一团狗屎。我沉住气，又拨了一遍这个该死的号码。如果这次再没人接，我清醒地想到，我可能会把这个电话机给砸掉，然后再把这个电话亭的玻璃给砸掉。要是这件事我做得足够慢，那么我今天的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希望。我也许会到警察局去过上一夜。外面大雨如注，玻璃上白花花的一片。我在一个小小的外国的电话亭里，接受着一场大雨给予我的慷慨的教育。电话里的信号一如既往。所以，当电话那头有人喂的一声时，我感到有点意外。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沙哑，听起来是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同时这又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声音，给我的直觉是这里面有戏。我说了那个朋友的名字，又说了我需要找个地方住一段。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来吧，她说。她说得有点勉强。对这一点我已经习惯了。无论如何，情况正在好转，奇迹总是会有的。关键是奇迹出现的时候，你对它还多多少少有兴趣。
在前往这个陌生地方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我拐进了一家弹子房，一直走进了后面的洗手间。弹子房里劈里啪啦一房间弹子跳动的声音，音乐给你的印象好像你马上就要在这里挣上一笔大钱。我把洗手间的门从里面锁上，然后在那面大镜子前仔细地看了看自己。我发现我的全身都洋溢着一种倒霉的气氛，贴在额前的头发、含糊不清的人中和嘴角、以及朦朦胧胧的眼神，它们构成了这种气氛的各个细节。这种气氛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好象是一场大雨把我这一段平静生活的外壳剥了个精光。外面有人在敲门。我没理它。我对着自己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倒霉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这时我才把我的头伸到烘手用的烘干机下，让热烘烘的风把我潮湿的头颅烘干。这样我的精神要好了一些。我洗了洗脸。再把外衣脱下来烘了一会儿。外面的门敲得更急了，接着响起了一阵稀里哗啦的钥匙的声音。一个穿制服的侍者开门进来，他扫了我一眼又退了出去，然后有一个大块头的男人骂骂咧咧地挤进来。他一边对着小便池撒尿一边骂骂咧咧，最后还提着裤子使劲抖了一阵。我继续烘我的衣服，他在洗手池前洗手的时候骂得更大声了。我对他点头致意。这是糟糕的一天，这一天在一个人无聊的骂声中结束我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穿着一套有风格的黑衣服。这个人气氛很好，表情平静，是个可以收留我过上一段日子的人。凡是和我有关系的判断，我很少搞错过。两间屋子，都没有床，是日式的榻榻米。我喜欢榻榻米。她已经给我腾好了地方。我打开包，冲了一个淋浴，换了一套干燥的衣服。我的心情已经完全好转，无论如何又可以安心地过上一段日子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运气，我的运气不错。根据朋友的介绍，新的女主人名字叫莉莉。这个名字很好，叫起来很方便，也不容易忘记。原来我担心有一个男人和她住在一起，这样我寄居的日子就要短一些。上一次，我就住在一对夫妇的家里，男的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女的在中文补习班教课。他们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却总是在抱怨这太贵那太贵。除了蔬菜店降价的，从来没看到他们买过一捆象样的菜。他们年纪不大，但把自己搞得象上了年纪的人，一天到晚絮絮叨叨，把我弄得走投无路。现在的情况不错，看起来莉莉是一个单身女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还可以商量一下我出一部分交房租的钱，住得更长久一些。
莉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沉默，我们象熟识多年的老朋友，要谈的话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还没有谈的话就不需要再谈。我靠在一团卷起来的铺盖上，看着这个善良的女人。这是一个心平气和、无需形容就给人美感的女人，和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吃过晚饭以后，气氛好到了极点，以致于傍晚时淋在雨里场面，变成了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样，我的心里就出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错觉，说不清目前的气氛是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东西。这种飘忽不定的情绪非常危险。我明白现在我不能过分纠缠在我的情绪上，如果我过分纠缠在我的情绪上，我就会逐渐走到怀疑、犹豫和对自己捉摸不定的路上去。接下来我就会回复到我十分熟悉的焦虑中。消解焦虑的关键就是对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加考虑，它将破坏我和这个女人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此时此刻，我也已经丧失了做进一步判断的能力，困倦仿佛是在离我不远处咆哮着的黑暗的海水。在安定下来的气氛里，把铺盖摊开来，一头扎进睡眠的愿望是压倒一切的。你看看电视吧，我得去上班了。莉莉到里屋换了一套白色的连衣裙后出来说。想看电视就自己开，她说。我说我只是想睡觉。那就睡吧，她说，那就睡觉好了，反正电视也没什么看头，我要快到天亮才回来呢。
我猜测她是去一家酒吧上班，她穿的就是这样的装束。我从墙角扯过一张日本经济新闻，躺在被子里看起来。这是一张去年的报纸，我看了看日期。她没有把它扔掉，说明她是一个比较随和的女人，不在乎房间里有一张去年的报纸。这个想法很对我的胃口，我喜欢和比较随和的女人打交道。我还没有看完头版的大标题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一直在不远处等候着的睡眠的潮水滚滚而来，我在它的一个浪头上越升越高，接着就突然滑向一片巨大的无比舒适的黑暗。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电话铃响把我搞醒。我模模糊糊，还在做梦。这是一个不错的梦。电话铃声挤进我的头脑时我还很不情愿。所以我抓起电话的时候声音是粗暴的。你是谁！对方劈头盖脸吼过来。你说什么？你在往哪里打电话？我一下子懵了。你是谁！对方固执地问。我有点清醒了，这是一个有点名堂的电话，对方的固执和坚定的语气，都暗示着他对目前的情况有权力审问。我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我用一种相当和缓的语调说，你是找莉莉吧。你是谁！对方根本不理睬我的和缓。我想了想，觉得自己明白了，就对他说，你不要慌，我是一个朋友介绍来在这里暂时住几天的。朋友？哪个朋友？我有点火了，想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谁？想要干什么？但我及时克制住了我的冲动，告诉他那个远在国内的朋友的名字。对方安静了一点，似乎在头脑里检索这个姓名。一会儿他终于认为这个名字是可疑的。这是谁？我不认识。他说。我说你不认识不奇怪，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只是一个朋友，很偶然，把我介绍过来，因为我没有其它地方可去。但这个说法在对方听起来是没什么说服力的。他把你介绍到这里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只是住几天。住几天？莉莉在吗？他认为被我的说法领着走了一段弯路，他不愿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于是开始直截了当的追问。我告诉他莉莉现在不在，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转告？没什么可转告的。说着他就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我想接着睡，但再也睡不着了。睡眠的船已经开走了。我象被一条睡眠的船孤零零地抛弃在一个陌生的码头上。我开始抽烟，并仔细地看看我现在住着的这个房间。房间里没什么可看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我的背后是一扇纸糊的拉门，一个垂得很低的电灯上套着一个日本式的灯罩，这算是一件比较有特点的东西，靠墙的地方是一张小小的地桌，上面堆了一些报纸和书籍。我翻了翻这堆书，都是一些中文书。我翻出了一本讲算命的书来看，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陈词滥调，我顺手翻着，看得三心二意，这时，电话铃又开始响了起来。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接。我不想惹什么麻烦，而且我希望在这里住上一段。短期内我肯定没什么其它的地方可去。但是电话铃响个不停。电话铃响得超过了我耐心的限度，我抓起电话，下决心这次的口气应该更加客气。你刚才在干什么？没等我开口，对方就问。我楞了一下，想起就是刚才那个男人。这件事有点糟糕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告诉他我刚才在厕所里。厕所里也有电话，那个男人说。是吗？我说，我没有注意到。你刚才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再问，那么我再告诉你，我刚才是在厕所里。莉莉真的不在边上吗？男人换了一个话题，但意思是一样的。我耐住性子说真的不在。不会吧，男人慢悠悠地说，莉莉是在边上吧。我已经绝望了。对一个这样的男人我已经没办法了。于是我说，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你要不相信，那我接下来只好对你编故事了。再说你半夜三更，电话打了半天，到底你是谁？先讲讲你是谁我们再接着往下讲。我吗？男人嘿嘿地笑了笑，我是她的老公。我说你是她的老公，我已经猜到了，不过你是她的老公，就更应该理解现在的情况。我在语气里逐渐加入一些粗暴的成分，我想这样可以说服他，让他安静起来。
当然我比你理解啦，他说，你以为我不理解吗？我早就理解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理解了什么？什么？我什么都理解，他说，我的理解力没有问题。莉莉有意思吗？他听我没说话，就话锋一转，把话题带进了一个危险的区域。我突然怒火中烧，算了吧，你有这样的精神打电话，为什么不回来看一看？回来看一看嘛，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去看一看？他尖声说，我去看一看？我怎么去看？我怎么去看？我说你怎么来看还要我教你吗，你想要快就打的过来吧。你还是快一点，慢了说不定莉莉一会儿回来了，莉莉回来了事情就讲不清楚了。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你知道我在哪里吗？他大声说。我说我不知道。他顿了顿，说你不知道就好，我谅你也不知道。他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他的一个胜利，语调变得平稳了一些。我想快点把这个莫名其妙的局面结束掉。所以和解地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但我向你保证情况是正常的，莉莉不在家，就是在家也没什么事。我又点上一支烟，告诉他没有必要半夜三更为莫须有的事情担心，为一个正常的情况担心没什么意思。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有耐心跟你讲这么多吗？我会把电话插头拔下来，莉莉也会把电话插头拔下来。如果情况不正常，那么我现在就会很忙，不会有精神打电话。所以说情况是正常的，你就放心吧。这才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起码我认为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那个男人不吱声了。我说如果你没什么别的话，我就把电话挂掉了。你别挂！他粗声粗气地说。
他不让我放下电话，但也不继续往下说。这种情况是无法解决的。我握着电话听筒，听着外面重新下起来的哗啦啦的雨声，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这个电话把我搞得心神不定。一片雨声中，这个世界是安静的、广漠的、荒唐的。我想起了很多个晚上，另一些下雨的晚上。那些夜晚和今天这个莫名其妙的夜晚有什么关系吗？我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其它什么地方？一瞬间我想到我在这个房间里，听着一个毫无关系的男人说话是不真实的。我觉得我在缓慢地离开我目前的生活场景，我几乎可以看见电话那头那个愚蠢的、陷于绝望焦虑中的男人，他真的又绝望又焦虑，象一只刚刚被打了一针激素的兔子。你为什么又不说了？他问我。我说你要我说什么？一怒之下我说你到底要我说什么！你要是神经没问题的话，现在就把电话放下来，而且今天晚上不再打这种鸡巴电话。我告诉你，莉莉是个象样的女人，比你正常得多。我武断地说，你现在这个样子非常不正常。你纠缠不休神经犯病，情况只会越来越坏。你知道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吗？下雨？下雨有什么关系？我几乎看到了他吃惊得眼睛在骨碌碌乱转。没什么关系，只是不想和你再说啦。你听懂了吗？我不想再说了。等莉莉回来了你自己跟她说。这个男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我决定把电话给挂了。我想这样一说问题恐怕就解决了。告诉莉莉，孩子想她得很。在我把听筒放回去的时候，他忽然变得声音沉着，说了一句很有实际内容的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电话挂上了。孩子？孩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挂上电话后我对着这台电话机看了很久。这是一台红色的小巧玲珑的电话，但此刻它带着一副无辜而且笨重的表情。电话线从地桌上垂下来，连通到桌子下面的电话插头上，连通到一场下个不停的瓢泼大雨里，连通到一片汪洋大海和另外的陌生的世界。这个电话打得我差点忘了我自己目前的处境。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进入了这种毫无希望、麻木不仁的生活？我现在成了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或者是从这样一杆枪中飞出去的一颗子弹。它飞出去后，并不是按照原来设想好的弹道呈抛物线地飞向目的地，而是进入了一种纯粹自由的、失重的状态。我是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毫无方向地生活，在我说话的时候，声音一离开我就消失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由的日子是有重量的，它沉甸甸地，象挂在我心上的一个小小的装饰品。这种情况使各种幻觉、欲望、情绪纷至沓来，没有片刻的稳定。我仿佛是在铺天盖地的印象的小商品中过日子。它琳琅满目，看起来很充实，但同时又是一片虚无。我看着电话，想它过一会儿恐怕还会再响。但过了很久它还是没响，我想今天晚上它肯定还会再响起来的，我明白这个男人的焦虑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我看了看钟，一场殚精竭虑的对话把我的倦意一扫而光，现在是凌晨三时半。我失去了看书的心思，这本书实在没什么看头。我又翻了翻其它的书，也都没什么看头。屋外的雨声急促而有节奏，这场雨好象是在我的心里下着，四周是漫无边际、下个不停的雨水。虽然现在我是坐在干净的被子里，给我的感觉却是我正坐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水塘里，一整天的日子都变得非常潮湿。
我开始等莉莉回来。这个时候我非常无聊，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只好想莉莉回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女人在昨天下午还和我毫无关系，突然之间我们就进入了彼此的生活，那个神经兮兮的电话强迫我深入到我不想进入的深度。本来我过的是一种轻轻松松的日子，在生活的表面轻快地滑行。我喜欢这种表面上的滑行。自从离开那个可恶的房东老太婆之后，我就生活在肤浅之中。这样就很好。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心情一团混乱，我象被命运里伸出来的一只手一把揪住，它要把我揪回到无休无止的疲惫和混乱中去。我强迫自己想这个我只见过两个钟头的女人，借此整顿自己的感觉，让自己返回清晰明快的思路。这是一件有点难度的工作。我只有加强自己的想象力度，设定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场面，并追随它的发展。我想要摆脱自己向生活深度坠落的趋势。
那么，莉莉在一夜没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她脸部的皮肤会显得有些松弛晦暗吗？她还会象傍晚时那样从容和温情吗？我逐渐进入到她工作的那家酒吧，她没有对我说起过，但我想象得出。幽暗的烛光和情调音乐；五光十色的鸡尾酒；戴着蝴蝶领结的伺者和喝得已经有点颠三倒四的客人。场面华美而颓丧，喧嚣而缺乏内容，随着空间的扩展光线逐渐减弱，黑暗巨大的吸引力在诱惑我快速地进入。我睁大眼睛，望着前面空无一物的墙壁，想象着这个场面。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进入了这个我设定的场面，音乐声在我的四周响起。这个办法是我在偶然中发现的，如果需要，我已经能够成功地进入我所设想的任何场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里的音乐不大对我的胃口。这支曲子非常沉闷，而且非常长，长得象一卷被拖出来的卫生纸。它拖在雨水里，又脏又湿。我要非常使劲才能使这个音乐中断下来。现在音乐停住了，仿佛在往外拖的过程中遇到了某种阻力。我望着雨水中这条肮脏的长带子，它刚才听起来还是一段音乐，现在它疲疲塌塌地拖在地上，什么也不是。这个幻觉搞得我精疲力竭，一身大汗。
我站起身来，天快要亮了。我打开了拉门，这是那种纸糊的日本式的拉门，我打开它的时候发出了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我原来以为它外面是另一条寂静的街道，没想到居然是一个小小的院子。这是一个有点情调的东西。雨就在院子里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院子的上空是一小片黑暗。这个场面让我忽然想到我是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个夜晚过得很长，我原来以为我对这个地方已经很熟悉了。我站在屋檐下看着雨落下来，一颗一颗在地上跳动着，这场雨象是故意下出了一点无聊拖沓的风格。终于，电话铃又一次响了起来，我已经等了很久了。电话那头的蠢货折腾了一夜，不知道还想和我说些什么。它固执的、急躁不安的声音好象下定了决心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赶回到一场下个不停的大雨中去。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一筹莫展，听着断断续续的电话铃声越来越响，它刺耳的声音在天花板上一阵又一阵摩擦着。这个狗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我看着雨想。我知道他很焦虑，知道焦虑的火对他的内分泌形成了刺激。但我不知道他想要把焦虑搞到什么样的深度。他已经很深入了，看起来还想深入下去，似乎一定要在焦虑里搞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当然啦，焦虑实际上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想。我走下一个小小的台阶，雨水一下子变得十分具体，它落在我的肩上，接着是胸脯和背，衣服变得好像不再是衣服，而是一个想要把我绑起来的东西。我把衣服脱下来，挂在一棵只有一米来高叫不出名字的树上。我脱得很仔细，很干净。我想我的这种生活已经结束了，自在飞行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有一间自己的小屋，一张床，以及一些生活上的义务和责任，等等。我觉得自己的思路开始往正常的方向发展了。雨水打在我的身上，有点痒，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刺激。我需要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进入我的生活，要不然我也会象那个家伙一样不由自主地焦虑起来。这是一个会传染的东西。我听到楼上有了一点动静，有人正在起床，早晨已经开始了。很难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早晨，我也说不准它是昨天的、今天的，还是明天的早晨。总之这仅仅是一个雨季的早晨，天在下雨。有人在楼上开窗，接着是一个女人压低了嗓门的一声惊叫。我知道她是被我吓坏了。一个刚刚从睡眠中醒来的人，被现在这个场面吓坏了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一九九七年六月 北京 西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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