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鸽子！
□金海曙

那是一个喧嚣的下午，那时候博士还没有死。
我不能移动，不能思考，不能睡眠，而且便秘。我说不出的厌烦，只是厌烦，没有目的，说不出缘由。我可以从窗口远眺这个城市的一个小角，在烟雾迷茫中。那是一片下午的烟雾，让你窒息、让你烦躁不安的一股黄色的废气浮动着，远远望着它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发霉，就象舌苔在从你的嘴里漫出来，无休无止。我躺在床上，从窗口向外看，一只鸽子站在电线杆的铁架子上咕咕叫，向我挑逗。
见你妈的鬼去。我想要一块石头，我想把它砸死，这只该死的鸽子。
但在我的床上、我的房间、这座楼、这个城市，我能找到多得了不得的废话却找不到一块石头。我相信这座城市已经完蛋了。鸽子、鸽子，到处都是鸽子和鸽子屎。我需要一块石头，需要把石头扔出去，需要这只鸟从电线上掉下来。我几乎就要看到它尖尖的小嘴上沾了一丝细细的血，眼睛眨巴着发出最后的咕噜声。
这个想象在我阴暗的心理上投下一丝快慰。
蓉蓉闭了眼，躺在一把快穿底的破凉椅上，哼哼唧唧要我给她讲故事。她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了，给我讲个故事吧给我讲个故事吧。她的要求让我想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抱着一挺机关枪往前冲，勇往直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我侧着头看窗外，我多么希望有一朵美丽动人的白云从窗口飘过，那种纤细的脆弱的云，地地道道的云，而不是一只什么莫名其妙的鸽子。当然，这个愿望绝无可能实现。窗外的一尺左右是若干条粗粗的黑电线，电线的那边是另一扇窗口，离开电线也有一尺多一点。这个世界分配给我的天空就是一个小角，你就为这个小角祈祷吧。
蓉蓉终于沉不住气，放弃了她的想法，从躺椅上起来，走到厨房里去。她走过我面前的时候我盯着她的屁股瞧，“嗨”我说，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们还是来说故事吧。”
“算了吧，我又不想听啦。”蓉蓉一脸疲惫，兴味索然。
对面窗口打开的时候，鸽子扑楞楞地飞进去。鸽子似乎不是飞进窗口去，而是直接飞进了一张巨大的脸。那是一张博士的脸，体积和质量都是上等的，虽然它不期然也给你留下了一个絮絮叨叨的印象。这就是我将要说的那个死掉了的女博士，她出现在这里，为我们带来了一桩案件。
每当博士从我门口经过时，总要停下来敲敲门，站在门口谈谈她的过去，谈谈她对生活的想法。虽然我至今搞不懂她到底有什么想法。我只记得她说过她之所以为人那么好那么友善，是因为她在三十一岁那年突然开始信了教，这是一件好事情。糟糕的是每次见面她都要说一句圣经里头的话，让你觉得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地地道道的鸽子屎。现在博士从窗口探出头，向屋顶上东看看西看看，好象上帝不知道在哪里。她在一所大学里念书，念的是博士课程。研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研究生物链和植物链，她向我打比方说实际上就是研究女人生孩子而孩子又生女人，真是无穷无尽。每天下午她要到学校去喂养一群大老鼠和几只狗，喂它们吃这个吃那个。她解释说，老鼠和狗是象征性的，实际上也就是女人和孩子。她目前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喂喂老鼠和狗，喂喂她的女人和孩子。
今天博士有一付好心情，她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爬到窗台上去修理晒衣服的架子。我说：“小心点，这座楼吃不住你的重量。”她手指圈起来，做了一个动作，这是一句很粗的话。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她两节香肠一样的手指还能这么灵巧、这么活泼。
“我可是为你好，”我阴险地说，“要是你掉到地上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她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为什么”？
“你会变成一滩油渗到地下去”。博士不等衣服架子修理完，站在窗台上拍着手就喊：“你他妈的是吃饱了撑的，马上就要撑死你。”她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蹦蹦跳跳，象上紧了发条，一时还停不下来。我相信如果我这时只要开口再说一句话，她就会跳到窗口这边来掐死我。“她怎么了？”蓉蓉在门外问。
“没什么，她刚吃完饭，问我们吃了没有”。“还没有呐”，蓉蓉进来笑着对她说。
“什么没有？你们有没有不干我的事。”博士恶狠狠地跳回了屋里。“你怎么又惹她了？”蓉蓉看我咧开嘴在笑，就问。“我没惹她”我说，“这个人有学问，喜欢发脾气”。蓉蓉瞪了我一眼：“神经病。”
“你应该体谅一个病人，”我说，“你为什么老是学不会体谅一个病人？”但是蓉蓉已经出去了，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蓉蓉已经嫁给了一个日本人，现在正在闹离婚。
当时蓉蓉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是心理学，这一点很重要。在一家宾馆的音乐茶座里，不知是那个日本人勾引了她，还是她勾引了那个日本人，总之在音乐的伴随下，蓉蓉的肚子有节奏地大起来。这下那个日本人慌了手脚，公司原来只是派他在这里做生意，儿子是计划外产品。蓉蓉干净利落，一点也不含糊，让那个日本人糊糊涂涂把结婚手续办了下来。两个月后，日本人清醒过来，生意不做了，给公司打了一个报告逃回日本。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腐败的地方过上一辈子，这种前景只要想一想对他来说都受不了。
回日本后朋友们给他很多忠告，告诉他娶一个外国女人做太太这不好那不好，一个中国女人就更不好了。于是他着手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说自己得了一种病，精神混乱，现在国际上还没药可治，为了蓉蓉和孩子的未来，必须离婚。蓉蓉勃然大怒，打了十几个钟头对方付款的国际电话，义正词严，讲得日本人一头雾水，不过大体的意思他是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不管他精神混乱不混乱，要是他现在提离婚的话，她就要在大肚子里塞些炸药去引爆日本大使馆。如果老老实实跟她一起把日子过下去，精神病她倒是有办法帮他治一治。这家伙吓得屁滚尿流，想不到一个摸上去软软的女孩子还会来这一招。
蓉蓉来日本后，一开始打定主意做太太，这样的光景大概有两年，接下来就不行了。每天拖地板洗衣服真是无聊得要命，她也开始和其他太太一样学着找情人。当她的第三个情人被丈夫发现后，她趁机大闹一场，干脆搬了出来住。真是太受不了了，蓉蓉对我说，电话打长了一点也不开心，晚饭做迟了一点也不开心，找个把情人也不开心，什么玩艺儿。我问她将来怎么办，她奇怪地看着我，好象我这样一个废掉了的东西根本就没资格谈谈将来的事。随便过呗，蓉蓉敷衍了事地说，混到现在这样了，还有什么不能混的？我不禁笑起来。蓉蓉离开丈夫后的状态每况愈下，住的地方越搬越差，越搬越便宜。现在她总算安定下来了，因为她已经搬到了一只垃圾箱里。
刚才我对蓉蓉说是一个病人，和她的前夫不一样，这是一句真话。因为日子过成我这个样子，假话已经不起作用了。我真的是一个病人，只是病得有点蹊跷。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把这种病称作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神经衰弱并发间歇性失眠综合症，它的症状看起来是失眠，但其实要复杂的多。在后面我会详细地谈谈这件事。现在我只想说我的症状是突然发生的，从某一天起我变得再也睡不着了。我原来以为失眠是一种精神变态，或者是处于长期精神压力下无可奈何生理反映，这是一个错误。我连续几个礼拜恍恍惚惚，象马尔克斯书里的土著能够看得见自己在做梦，然后又会突然结结实实睡几天。我不知道怎样评价我这种生活，也不知道怎样评价这种病。
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作家。长期睡不着觉让我一部分时间生活在现实中，另一部分怎生活在我的想象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世界感到很满足，我知道这是一种病，但我希望这个病永远治不好。在另一个世界里，情况和在现实世界中基本上是一样的，有嗅觉，有触觉，我甚至在那里也知道，博士的鸽子数量又增加了，鸽子的骚味让我越来越歇斯底里。
我真正感兴味的是那边的世界，这个世界我已经呆够了。没有签证、没有钱、没有工作、护照过期；而在那边我却能够俯视我自己，我不需要签证、不需要钱、不需要工作、护照过期根本就没关系，我有一种凌空飞翔的解放感。特别有趣的是我经历过的事件会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似乎我能够同时拥有一个事件的五、六个结局。这就是这种病的魅力所在。我沉湎其中，思考它研究它，同时努力探索每一个事件发展的新途径。有些事只要想一想，它的结果就会变得出人意料。有时我能够看到我深夜在从未去过的路上走，我能看到我醉得一塌糊涂躺在法国的一家邮局里。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却无能为力。我不可能把醉倒在地的我扶起来走回家，我只能让我在潮湿的车站睡到天亮坐头班车回家接着睡。在那个世界里，我数过沿街的垃圾箱、邮筒和门牌号，门牌号几乎天然就是一支好曲子。我很想拉着蓉蓉一起到世界的这边来走一走，这样我们就能分出声部唱，她唱街道左边的门牌号，我唱街道右边的门牌号，唱出和声来。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博士死掉了。
这件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象那天下午我开的那个玩笑是故意的。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心理确实很阴暗，这多少让我有点不安。博士是摔死的，从二楼掉下来，窗口大开。按照警察的思路，博士理所当然是死于他杀，象她精神那么好的人是不会自己死掉的。这一点我很相信，但我也可以肯定的是，象这样的人我是根本不会去杀的。警察严肃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说，要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从窗口推下来，实在是太麻烦了。一堆警察里一个胖胖的警察突然嗤的一声笑出来。
根据报纸的说法，博士死于那天的上半夜。我不大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上半夜博士通常是不睡的，而警察侦察得出的结论是，犯罪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这是我们谈到的关于犯罪时间的最大的疑点，象博士这么结实在体质上气势逼人的人，除了一把带着消音器的小手枪，不可能毫无动静地在清醒的时候被别人干掉。胖胖的警察怀疑是隔壁小上海杀的人，这就更不可能了。警察举例说，曾有人看到他和博士狠狠地吵了一架，这会不会是杀人最初的动机呢？那个胖胖的警察在博士死掉以后，好象成了我的朋友。他不是刑事警察，而只是一个负责街道治安的警察，他经常站在路边小屋子里，全副武装，警惕地注视着来往行人。我们在路上见了面，有时就会停下来聊一聊。
警察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那次博士和小上海的争吵是为了一面窗帘。据说每当博士打开窗口的时候，她总是发现小上海的窗口毫不客气敞开着。有一次她忍不住了责问小上海为什么不在窗口上挂上一块窗帘。小上海说我没什么怕人看的，你倒是应该去买一块遮一遮。博士气哼哼地一时想不出话来，然后就开始骂人。小上海灵牙利齿，博士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她气吼吼地拎着一根棍子从房间里走出来。我说，你看看，情况正相反，是博士要打小上海，而不是小上海要打她。胖胖的警察摇摇头说，不一定，小上海受了气可能会设计一个计谋把博士给杀了。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我一想到小上海会杀人就禁不住要笑起来。
我和小上海有过一段交往，他就住在我隔壁。小上海实际上是个北京人，他非常讨厌上海人，讲起来咬牙切齿，狠不得把上海人三个字一口吃进去。他奇形怪状的表情让我有点烦，于是我就叫他小上海，他气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更开心了。小上海、小上海，我有事没事喊他一声，他一开始蹦蹦跳跳，后来有些习惯了，就会怀着莫大委屈似的回过头来看着你，让你觉得他眼泪汪汪。我就是通过他认识蓉蓉的。
当时是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里，蓉蓉从她丈夫那儿搬出来后想要找个便宜的地方住，小上海以介绍房子为名想要勾引她，把她带到快餐店里去吃快餐。那天已过了晚上十二时，店里的人寥寥无几，小上海背对着门口，桌上是一堆还没有被收走的鸡骨头。我进去的时候他正说得兴高采烈。
“你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故乡。象一只鸽子，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家。”小上海加重语气点点头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屁话，“这样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会好过很多。”蓉蓉文静地坐在他的对面，看上去很注意在听，也很赞成。她的表情和打扮都象是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结婚生孩子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就象蛇蜕去了一层皮，变得更年轻更光润了。后来小上海不知为什么转过头来，他看见了我，吃惊得象是不小心落了枕，头歪在一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好意思，更弄不懂他为什么要歪着头笑。
小上海以为他走了桃花运，蓉蓉住到隔壁以后他很忙。一到礼拜天他就这里扫扫那里抹抹，把公用的厨房弄得很干净，鸽子屎几乎看不到了。有一次他甚至还主动把厕所擦得铮亮，可以蹲在坑上对着抽水箱刮胡子。他两年没洗过的被子也晾到了窗台上晒一晒。直到他有一次看到，蓉蓉几乎什么也没穿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他才停止了他的公益活动。我对小上海的了解到此为止，不过有些人了解到这种程度也已经足够了。象这样一个人，我对警察说，你怎么能指望他去杀人呢？
要是这样说，胖胖的警察睁大了小眼睛瞪着我，那么你就会是一个嫌疑犯了。我哈哈大笑，说不可能不可能，那一段我刚好在失眠，我有证人。警察一下子兴味来了，问我失眠是怎么回事。


我向警察解释了我的失眠，解释了失眠和植物神经的关系，解释了在失眠中吃药和不吃药的利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情报，是一个真正的专家。虽然成为一个专家对解决我这个病例没什么帮助，但专家毕竟是专家，我能够理解问题的实质。
和其他病例略有不同的是，我的失眠是蓉蓉帮我发现的，或者说，是她帮我弄出来的。一开始症状和失眠没什么关系，仅仅是我对时间的感觉发生了一点错位。有一天下午，蓉蓉正和我说着别的事，突然她笑着问我：“你说那些鸽子后来会变得怎么样”？
“什么鸽子？”
“就是昨天的那些鸽子呀。”
但根本就没有什么鸽子，鸽子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讨厌鸽子。而现在居然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人突然问起你昨天的那些鸽子会怎样，好象我关心它关心得不得了。我莫名其妙。蓉蓉疑惑地看着我，她多年以前学习的心理学开始在她心里象发动机一样转起来，她开始盘问我昨天发生的一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你说，昨天中午你吃的是什么”，她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好回答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吃的是清炖牛肉，因为菜谱上说这道菜能够促进家庭生活的和谐，提供活动能量。蓉蓉沉默不语。蓉蓉的沉默让我不安，“怎么了，肚子不舒服吗？”
蓉蓉抬起头伤感地看着我，说：“那是我们前天吃的菜。”
这有什么关系？前天或者昨天，结果都是一样的。它们一部分变成了营养；一部分变成了精子；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屎，在本质上这就是一个男人的一生。它可以发生在昨天，也可以发生在前天，也可以发生在前几年。蓉蓉说，那不行，它必须发生在前天。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把昨天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也就是说，我的时间感觉错了位，我把礼拜五当成了礼拜六，我把迄今为止的生命漏掉了一天。虽然在我看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在我看来我自出生以来一万一千多天早就漏得精精光。但按照蓉蓉的说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的脑筋里出了毛病。你很快就会变得一加一等于几都算不清了，蓉蓉警告我说。我开心地说那就更好了，省得我老是为没钱伤脑筋，一旦我连算术都不会做了，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那些钱我们可以用来买一座房子，买一台钢琴，还可以买很多我们想要的好东西。我们可以在房间当中挖个水池来游泳。蓉蓉烦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我说我不知道。那就好，她说，这叫老年性痴呆症。我大吃一惊，“我还不至于老到这种程度吧。”
“哼。”她说。
也许我真的得了这种病：老年性痴呆症，它是我家族中的遗传病。虽然我的先祖要到一百多岁以后才得这种病，但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突变，它提前降临了。基因在我身体内部的某一处露出它狰狞的面目，基因藏在我身体内部某个难以言传的地方，一不小心发生了电子学上短路那样的现象，于是我就失眠就痴呆。这种丢脸的事我简直难以向你启齿。蓉蓉查遍了图书馆之后告诉我，我现在的样子正是这种病的典型，而四十岁以下得这种病的几率是十万分之一。我可是中了头奖。虽然我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开始努力回忆那个丢失了的礼拜六，我要把它从我的脑子里揪出来，我要想一想那天下午的鸽子，它到底飞到哪儿去了。当然，我还要顺便把那天中午的菜谱想出来。如果想起来的话，我决定满满地做一锅，并且把它吃下去，不管是清炖牛肉还是清炖老鼠肉。这样，我相信有生之年将永志不忘。
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努力均为徒劳，这个礼拜六象被撒哈拉沙漠收走的一泡尿。我越来越沮丧。蓉蓉想出了许多医学上已经证实和有待证实的治疗方法，疗效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以后她每个礼拜五晚上到我这儿来。虽然我的房间和她的房间相隔才七、八米，但她似乎把我的屋子当成了她调济精神和肉体的别墅，当然主要是肉体的。每一个礼拜她都准备好许多别出心裁的问题，列好提纲，然后从礼拜六提问到礼拜天。提问的范围十分广泛，从我一人独处时的片言只语到我母亲怀孕时吃的药到我上厕所时在想些什么她都想知道。这个办法是她从一本叫变态性心理的书上看来的，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还乐此不疲。我相信她每天一大早脑筋里就转问题了，为我治病让她感觉到生活有意义。
虽然我对这些名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还是很感激她，蓉蓉对我实在很不错。我很想问问她到底为什么要对我不错，当然我还没有这样傻，我熬住了没有问出口。一个女人跟你躺在一起就足够了，问七问八是不明智的。直到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对她说，你这些愚蠢的问题都他妈的见鬼去。她才承认这种疗法是失败的。接着她把花样换成了每个礼拜让我给她讲故事。她想从我的自由联想中摸清楚我的病根，弗洛伊德让她神魂颠倒。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原来良好的睡眠状态被彻底毁灭了。每当我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许许多多个礼拜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等我，而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我漏掉的那个真正的礼拜六。
博士死掉的那天刚好是礼拜六，我正在给蓉蓉讲故事。


胖胖的警察向我详细讯问了这座公寓的情况。这座公寓实际上是一个垃圾箱，下面我就要说一说垃圾箱。它是一座有些奇怪的建筑，呈凹字形。在我的门口是一条走廊，它会通到对面博士的家门口。走廊两边有十几间屋子，用薄薄的木板隔开来。我在这座公寓里已经住了八年了，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有外科医生、举重运动员、妓女、同性恋，当然还有博士。只要你叫得出名堂来的几乎都在这里住过。现在我隔壁住着的那个小上海，天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在这里住了已经那么久，其长度相当于一个历史时期，已经没兴趣过问隔壁邻居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的房间紧靠着楼梯口。楼梯是铁皮搭起来的，一下雨就能听见雨水敲打金属的咚咚声。一楼是个被废掉了的小工场，从封住窗口的木条缝里还能看到黑魅魅的旧机器。如果爬到屋顶上，我相信还能看到更荒芜的一片地，不远就是废弃了的铁道线，生了锈的钢轨东一截西一截地散了一地。空地上稀稀落落地长了一些茅草，一到晚上就会有死人的味道渗出来。后来果然从那里挖出了一袋子死人，被切得零零碎碎密封在垃圾袋里。很多人在东京住了一辈子没听说过这样的地方，这里的老住户几乎全是外国人。穷国家的留学生、非法滞留的黑户口、看起来同西方有更多血缘关系但没有象西方那样发达起来的伊朗人。这些人几乎凭着嗅觉就摸到这里来，在这里安家落户过日子。
这样一个垃圾箱对我来说最好不过了。我原来住在闹市区，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京，是现代化、银行、酒吧、环境保护、时装、你爱我我爱你的东京。隔壁的房东是一个风骚犹存的太太，我出生以来没见过这么烦的人。她跟你打招呼会打上半小时，我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稍稍有点不耐烦，她就会觉得你没气质，一辈子变不成日本人。很多房东觉得你变不成日本人就是你的错，他们才不在乎你在想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你已经做错了。搬进垃圾箱以后我感到很安心，没有人再会为你为什么不是日本人向你发脾气。房东甚至收钱也不会来这里。每到月底，房东会去银行插一插卡，只要你付了钱，你就可以住一辈子。这就是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好处之一。人和人之间只要插一插卡就把事情给办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长期漂泊不定的日子已经把我训练得再也不想看见人，不想照镜子，不想看见会动的东西。最好将来性交也用插卡的办法来解决就更好了，一张卡插进去，女人的肚子就大起来。
在博士当上博士前，这里就简直是天堂，比天堂还要好。没有礼节、没有问候，甚至不用担心有地震，屋顶掉下来也不会砸死你。博士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她把她研究的狗、猫、鸽子和其他的东西带回来，因为她当上了博士，附近的老鼠和蟑螂也增加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好象她的肾上腺素和蟑螂是公用的，只要她兴奋，蟑螂就繁殖就增加。最讨厌的是鸽子，这些鸽子一开始胖乎乎的，很快就变成了野鸽子到处飞，而且还不停地交配，不停地生育，在厨房里面东走走西走走。一不小心你刚煎好的鸡蛋上就会落下一泡鸽子屎，至于晒在外面衣服上的鸽子屎，你就根本没办法洗干净。博士说她参加了日本一个什么野生动物保护的协会，她经常说她现在已经和外国人一样喜爱动物了。她正努力向通往上等人的路上走，走得不轻松。博士骂你自以为最厉害的一着就是“怎么你一看就是中国人”，或者“你看起来好象刚刚来东京”。尽管她身上的味道混和了猫屎和狗屎，她却要觉得比你高一等。博士就是这样一种人，就是那种只要看一眼你就冲动着想踩她一脚试试看的人。
这么说，博士死了你们很开心喽。胖胖的警察不可思议地说。话不能这么说，我确实讨厌她，但为什么要开心呢，说实在话，这样一个人死掉不死掉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不是半年前认识了蓉蓉我可能早就搬走了。我完全可以自认倒霉。反正我住在这里也是无事可做，搬搬家就象过节一样会给我带来一点新刺激。警察点点头表示赞成，对我说这样看来情况就更复杂了，要破这个案子恐怕要等上两三年。我说没关系，慢慢破，只要破了就好了。我说话的时候好象把案子当成了一个正在孵着的蛋，破了就好了，瓜熟蒂落，一只鸡就要从里面钻出来。


虽然我对胖胖的警察说案子慢慢破，破了就好了。但博士的死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影响了这座公寓里的正常生活秩序。隔壁的小上海变得鬼鬼崇崇，在一公里以外你就能听到他鬼鬼崇崇的脚步声。除了博士的死给他带来了嫌疑，让他时不时地感觉到恐惧外，他对蓉蓉的单恋也从朝思暮想逐渐演化成一种非常缠绵非常柔软非常细致的情绪。情绪这个词是我们祖宗发明的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绪这个字本身带有少女头发丝一样漫长、坚韧和永远梳理不清的质感，而情则是由心而生的能量。情绪言下之意就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一堆头发，乱蓬蓬的让你搞不清来龙去脉。爱情和杀人嫌疑在小上海的心里扭成一团，把他白白的小面孔折磨得明显消瘦了。
而且，在这座公寓里死掉一个人和在别的地方死掉一个人是不同的。在别的地方死掉一个人很快就会被忘记，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上人已经太多了。而在这座公寓里就不一样了，这座公寓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是文明社会的一片溃疡。一个人不正常的死亡引来了大批警察，引起的骚动相当于在五星级饭店的稀饭里扔进了一把老鼠屎。很快就有些污垢搬走了，又很快有别的污垢搬进来。我经常想，博士到底有什么理由要被人害死？博士已经是一块污垢了，她四十多岁，胖得象一盆肥皂水，我不记得她是不是戴眼镜，不过她还在念书是事实，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非要被人害死不可呢？我说我经常想，倒也不是有意识地去想，而是在干一件什么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想起来。
这就更糟糕。首先它影响了我的性生活，所有突出我胸脯表面的器官都莫名其妙地萎掉了，我正在变成一张纸，或者是一块摊平了的抹桌布。但我有时还免为其难做一做这套让人腻味的事。腻味，告诉你，这是我对这种状况最准确的表达，我对一进一出的这种愚蠢的活动已经烦透了。我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但既然蓉蓉住在这里我就顺便做一做。非常偶然那天我好不容易正在兴头上，而博士那张死去了的巨大的脸居然象气球一样慢慢在我和蓉蓉的肚子间鼓了起来。结果怎样我就不说了。
我已经很愤怒了。作为一个人，死掉就算了，居然还要不明不白混在活着的人中间，也不知道想要搞什么名堂。我讨厌这种粘粘糊糊不干不净的作风。甚至连我的失眠也开始受影响。原来我的失眠已经逐渐在形成某种规律，某种节奏，我对它的一起一伏慢慢地了然于心，甚至有些欣赏。可是现在，你看看，我对自己说，你快变成什么东西了？我找了面镜子来照自己，我摸着镜子里的鼻子，指指点点教训我自己：死了一个人你也要担心，飞走一只鸽子你也要担心！你已经彻底完蛋了！
小上海来敲我的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警察在向他调查我的情况。他说话的时候脸上隐隐约约遮不住内心的喜悦。我知道他一直想表达他对我的憎恨，那种从脚后跟起一直到脑顶门的憎恨，他恨这恨那，甚至找不到机会表达憎恨他也恨得要命。现在可好了，机会来了，警察在向他调查我！太美好了，太刺激了，他兴高彩烈一路小跑着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躺在床上用脚后跟看着他，向他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开始我平静地听，可过了一会儿我情不自禁烦起来。我对他说，小上海，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这只蟑螂！你是不是想要和蓉蓉睡一睡就舒服了？你一天到晚就想这件事，你憋了一肚子的精子怎么没有长成肉？你要跟我说你想睡，我说不定把床都借给你，比你那个狗窝强！现在你不说，你不肯说，你不敢说，告诉你！象你这种蟑螂，蓉蓉不会允许自己跟你睡，我也不会允许你去睡，大家都不允许你睡！你就连人带鸡巴站在那里死掉算了。一时我对自己说出了这番话感到很得意，我把它说了又说，直到小上海张大了嘴被一团空气噎住了我才停下来。
我站在窗前，眼中满噙着泪水。小上海滚回他的狗窝去了。我一个人站着，站在窗前，看着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又对一切视而无睹。我只感到疲惫不堪，我觉得自己在脱离开自己的身体，一直上升到这座公寓的楼顶，在公寓的楼顶上走来走去。我已经好几天没睡了，睡眠对于我只是意味着把眼睛闭起来前思后想。一个下雨的夜晚，我甚至听到雨点在铁皮楼梯上滴嗒滴嗒地往上走，走到我的门口，走到我的床前，然后就在我的床前滴嗒滴嗒响个不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干过了什么。仿佛我生活在时间的外面，象另一颗星球上的植物，莫名其妙地被移植到了这个世界上。公寓里乱七八糟的小动物、博士的死、蓉蓉对我的关心、警察、失眠、从门底下塞进来的色情广告，所有的一切让我手足无措。这时我才明确地感觉到，我必须摆脱这种状态，必须拯救我自己。
我开始认真的想博士这个人，或者想她的死到底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也想小上海，他和我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想我所有认识的人，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结果我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和我有关系。无论我对博士的厌恶还是小上海对我的憎恨，这种感情脆弱到只要两根手指头就能把它掐断掉。博士的死带来的混乱和刺激是虚无的，只是因为无聊我才会去想她为什么死，我只要有一点点事情干就不会去想她为什么死。是的，就象我对那个胖警察说的，这样一个人死不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当时我以为自己在说假话，但它却意外的是一句大实话，是我生活中唯一的真理。我这样想，松了一口气，把眼泪擦干了回过头来。这时一只鸽子扑楞楞地飞过来，停在我的肩上。一瞬间我几乎被感动了，我几乎感觉到了生活的温情，它象不规则的脉搏一样跳了跳。如果不是鸽子拉了泡屎才飞走，温情可能就会在我心间永久地留下来。


当然，我已经想起了那天中午我和蓉蓉吃了什么了，我也想起了博士是怎么死掉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蓉蓉，我从来没想到蓉蓉对我是如此重要，这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这比爱情要重大得多。此时此刻，我突然明白了蓉蓉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我的眼睛、耳朵、手指、脚、皮肤、生殖器，如果蓉蓉不存在的话，我将和这个世界失去最后的联系了。我不再能够等到礼拜五，我必须在今天见到她。我也第一次想到，蓉蓉此刻就象我手中一只放得很远的风筝，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走。我必须挽救这种危险的状态。我今天要见到她，我要把我想起来的一切告诉她，告诉她我们那天吃的是什么菜，博士又是怎么死掉的。我相信我已经不再会失眠，我的毛病已经彻底解决了。
我动身出门，去一个叫新桥的地方。蓉蓉每天去那儿的一家酒吧去打工。告诉你也没关系，那是一个收入看好的职业。蓉蓉在那里穿上比基尼，屁股上挂着一个毛绒绒的球，一颠一颠在昏暗的烛光下把酒和小菜端到客人那里去。很多人把这种职业叫妓女，但其实不是。现代技术已经把各种职业非常明确地做了划分，不管你穿什么，穿多穿少，是不是穿，端酒就是端酒，卖春就是卖春。这是我们在扫黄过程中政策性非常强的一部分。夜已深沉，霓虹灯五颜六色，这一带的街道看起来全象放荡的阴道，天一黑下来它就开始不停地分泌，到了半夜它才达到高潮。我知道蓉蓉干活的那家酒吧，它在一幢可以称作“城市”的巨大的大楼里，里面菌集了各式各样的服务性行业。我站在大楼后门的垃圾桶边上等蓉蓉出来，在这里干活的人要到夜晚的高潮过去以后才能下班。不管是西装革履的客人还是涂脂抹粉的妇人，其中不少人此刻正在里面竞竞业业地脱裤子穿裤子，充满敬业精神。想到这一点我就真是受不了。一瞬间，我非常担心蓉蓉会穿着她的比基尼挂着一个毛绒绒的球走出来，我知道这是一个幻觉，但我还是经不起这样想。我想要是我万一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象会如何办，我担惊受怕，想不出我会如何办。
蓉蓉出来的时候我差点转身走掉，我受不了自己的想象。她看见了我，径直向我走来。和她一起出来的同事招呼都不打自顾自走掉了，一看就知道全是些内行。我和蓉蓉一起往车站走，我的突然出现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惊讶。我们默默无言地往前走。在车站前的一个小广场上我们坐了下来，广场上有一个火车头的雕塑，是个货真价实的火车头，据说它到某年为止已经跑过了几千万公里。现在它退休了，被搬到了广场上作为纪念品。我们坐在纪念品的轮子下，看着一个不喷水的池子，白天那里会有许多鸽子在徘徊。现在那里是一小片静寂。
我问蓉蓉我跑到这里来接你你怎么一点都不奇怪。蓉蓉看着想象中的鸽子在水池边来来回回走，有些不耐烦地说每天都是这样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不可能。蓉蓉一言不发。沉默的力量让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为什么每天来这里？既然我每天来这里为什么一点记忆都没有？蓉蓉站起来，抱住我的头，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肚子上。你这不是病了嘛，她说，没关系的，我们能够把病给治好的，病会好起来、爱情会好起来、植物神经会好起来、性会好起来、夜晚会好起来，什么都会好起来。我受不了这个。我把她抱住我头的手放下来。这个时候我象我萎掉的器官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但我仍然说了，说了我想起来的事，说了我对那个礼拜六的记忆，菜谱、博士的死以及当时的气氛，说这个狗屁案件，情况居然出乎意料地简单。那个礼拜六我吃的是博士的鸽子，我用一只脸盆套住它后把它清炖了。放了一点大葱，放了一点盐。蓉蓉坚持不肯吃，说那是毕加索的鸽子我们不能吃，但我还是吃了。我忘了那些鸽子是实验用的，从小用药喂到大。说不定这就是我得了遗忘症的原因，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原因。当时我只是觉得这里的鸽子一点也不好吃。博士看见我在吃她的鸽子，就从窗口上跳过来。她在大学的时候是个跳远选手，她以为没关系，以为只要一蹦就能够蹦到我们的桌子前把鸽子救回去。但是她错误地估计了她的体重，于是就噗的一声掉到了楼下去。情况就是这样，没有更多的东西，没有刺激，就象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喷嚏。噗的一声，万事大吉。我希望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希望蓉蓉会点头说就是这样的，希望蓉蓉开颜一笑说，你的病治好了嘛。蓉蓉果然笑了，说：“你怎么都想起来了，你不是忘记了吗？”她拉着我的手跳起来。但是我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我说，走吧，再不走没地铁了。
车箱里冷冷清清，是今天的最后一班地铁。列车晃晃荡荡向黑暗的地心深处飞奔。斜对面躺着一个喝醉了的家伙，姿势奇特，仿佛上帝没有把他组合好。一路上蓉蓉开心地说这说那，现在轮到我默不做声了。蓉蓉说：“你怎么又不开心了？事情在好起来，你不要没有信心，你的病正在好转。而且也不是什么老年性痴呆，就是那些鸽子不对头，放心好了。”说着她就在电车上开始亲吻我。我感觉到自己的勃起，性欲的浪头拍打着我的肩膀。但是我坚信这不是真的，不是鸽子、不是清蒸、不是性欲、不是勃起、不是东京、不是蓉蓉。我想甚至博士根本就没有死，我们此刻也并非在一辆疾驶的车箱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向哪里去。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一瞬间我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张开双翅，比鸽子还要轻灵，凌空俯瞰着我和蓉蓉坐在一起，我看见我对她的亲吻逐渐有了反应。我想伸手摸摸我，但我实在太遥远了。

1996 年 11 月 东京 高圆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