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程车票
□金海曙

在音乐厅听了半场俄罗斯古典音乐演奏会，中场休息时我出来，顺道去一家部属医院的住院部看望老朋友彭宁。进门的时候八点不到，规定的探望时间是到九点止。因为来过几次，看门的保安已经有点熟悉了。快到点了，保安说。我点点头，把身份证押在传达室，然后穿过住院部的传染病区向里走去。天很冷，我戴着手套，但仍然注意尽量不接触医院里可能接触到的物体。楼梯湿漉漉的，非常暗，到三楼转过一个弯，走廊上的灯光明亮起来。在302病房门口我叫了一声彭宁的名字。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老头，是彭宁的同房病友，在某个大学当教授，患有一种叫脾亢进的毛病。他在洗手间里，老头说。桌子上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个插着鲜花的小花篮，不知是老头的还是彭宁的。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老头回到床上躺着，脚伸得笔直。医院里安静的气氛很特殊，走廊上人来人往，脚步急促，听上去所有人都在不耐烦，但留给你的印象是这里仍然很安静。老头在床上一声不吭，似乎是在扮演一具尸体，彭宁还没有出来，洗手间里有流水的声音。我转过身，摘下手套，点上一支烟抽起来。老头顺手拉过了一份报纸盖在脸上，以减少烟雾中有害物质的吸入量。我四处看看，没有可弹烟灰的适当的容器，只好把烟灰弹在地上。彭宁出来了。他容光焕发，肤色细腻，完全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病人。整了整容，他说，免得把你吓着了。我点点头，表示不是太理解。老姜，彭宁回过头去对躺在床上的老头说，我出去一会儿。老头没搭腔，脸上仍然盖着那份报纸，意思是对我在病房里抽烟的无声的抗议。我注意了一下，那是一份早就过了期的小报，头版大标题是抗议美军向我驻前南使馆投掷导弹，不知老头目前的情绪是否受到了导弹影响，但他对生活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彭宁，他的情况是肝上长了一个被误诊为血管瘤的东西，几个月后，医生发现它是癌，但它已长到了接近六公分。明天下午他要被送进手术室，进行一种叫做多弹头导航频谱治疗的手术，名称听上去有点像一次有效的军事行动，据说这是当前较为先进的一种保守疗法。他不肯接受化疗，理由是那样会掉不少头发，而且，他向我解释说，如果结局都是一样的话，多活十天半个月意思不大。这次我理解了，也承认他说得对。今天他约我的意图是要出来兜兜风。我把车上的暖气开到最大一档，他还是有点冷。没事儿，我说，过一会儿就好了。他不置可否。在路上跑了一段后我问他想上哪儿？都行啊，他说，就随便走走。我们在路上继续跑着，原来我们都以为这样随便跑跑会跑出一些气氛来，但实际上没什么气氛，我们只不过是在下意识地向前行进，向前，向前，而脑子里却空无一物，比刚冲过的抽水马桶还干净。车窗的玻璃透明得有些过分，而两边的路灯光却恍恍惚惚，朦朦胧胧，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确定，一切都无聊透顶，毫无意义。我这样想，差点就说出声来。刚才我猜了猜，认为彭宁也许会想去看看他前妻，因为李慧跟他的孩子住一起，所以我就把车往李慧住的方向开，但现在看来他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有些吃不准，这座城市那么大，在这个冬日之夜，它了无生气，中了风似的瘫在马路两边，我们穿行其间就跟做梦一样。暖气起作用了，彭宁把他紧紧裹着的羽绒服敞开了一些，我打开录音机，里面插着一盘美国波普音乐的带子，第一首曲子是《单程车票》，那是一首纯洁无比的爱情歌曲。他听了一会儿，你知道吗？他问我，家家不是我的孩子。我没做声，彭宁和他的前妻李慧都是我朋友，很熟，但他们离婚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清楚，两人谁也没有跟我说起过，我也没问。我一直以为他是我儿子，他继续说，后来才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个说法准确吗？顿了顿，我问道。是李慧自己跟我说的，彭宁说。那么，过了一会儿，我又问：谁是孩子的父亲？彭宁说了一个名字，那个人我不认识。我想起了彭宁过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他喜欢收集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等等。有一次，彭宁在宠物市场上一次就买回了六只猫，仿佛集合起了一支队伍，他精心伺候它们，喂猫食，打扫大小便，每天给其中的一只猫洗澡，然后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如果那时我去他家里，一打开门就会看到六只猫排成一排，严阵以待，而房间里则臭气熏天，像一座快要倒闭的小型动物园。等这些猫大了一些之后，他就坐在它们中间，由它们上窜下跳，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活跃的空间感。到第二年春天，六只猫齐声叫唤，整座公寓楼因此而荡漾在无法抑制的春情的骚动中，他楼下一个专门负责收水电费的老鳏夫被猫叫得半夜起来撞墙。第二天，老鳏夫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警察顶着烈日来警告他，如果彭宁不把猫带去做结扎的话，他们就要让他把这六只猫一顿吃下去。于是彭宁只好在当晚把猫带到荒郊野外，从朋友的车里把它们全都扔了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些事，这些事和彭宁目前的情况关系不大，也许他对小动物那种难以言喻的细腻让我什么地方不舒服了？我不知道。那时候他还没跟李慧离婚，只是不住在一起，结婚前他们就各有一套房子，虽然都面积不大，但也功能齐全。这种状态正对彭宁的胃口，这样最好，他跟我说，我们彼此互不干扰，她有她的事，我有我的事，要是我们想做了，就先打个电话，然后我过去或者她过来，这样比每天在一起要好得多，彭宁说，他对这种生活方式很满意。那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朋友们有些不理解。这你们就不懂了，彭宁很得意，一个人结没结过是大不一样的。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搂着李慧的腰，两个人的脸上浮动着同一片快活的云彩。李慧，一个个子小巧的女人，在一家公司里做事，身材好得像超市里的水果，跟彭宁好上后就常常做饭给我们吃，有两、三年，我，还有其他几个人，每个周末都在他们家过，有时在彭宁这里，有时在李慧那里。我知道的时候，彭宁说，家家已经三岁了。我的眼前浮现出了那个孩子的大概模样，一对招风耳，长长的有点湿漉漉的大鼻子，跟脸上的其余部分不成比例，而且身上有种破罐破摔的气质，虽然这个小把戏才一点点大，但有的时候就是会把你搞得很厌烦。家家还是比较像你的，我说。他冷冷一笑，意思是我这么说既无聊又荒唐，我无话可说。前面有些堵车，可能是出了事故，在一个出口我们下了主路，我突然发现我已经把车开到了彭宁的家门口，前面拐过一个弯就是一片住宅小区。回去看看？我建议，像现在这样漫无目的地跑下去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嗯？他想了想，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推开门的时候他有些犹豫，那种表情好像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从里面钻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里面其实不会有什么人，彭宁和李慧离了快有一年半了。房间里依然如故，过去朋友们偶尔在此聚会，餐桌上摊着一些凌乱的报纸和书，还是彭宁去住院前的老样子，卧室里的床铺乱成一团，靠墙是一台三八六的旧电脑，硬盘里装着一套叫WPS的垃圾软件，电脑脏兮兮的，看上去像一条被人弄死了的狗。电脑边上有一叠打印好的文稿，我猜那是他一直在写但恐怕是永远也写不完了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彭宁在床上躺下来，伸展开四肢，想要有点喝的，他说。我到厨房打开煤气烧水，水壶里积了厚厚的一层水垢，我用勺子刮了刮，水垢悉悉嗦嗦地往下掉，有一片水垢有半个巴掌大，我拿起来对着灯光照，那种感觉就像是看着阳光下一小片被污染透了的天空，也有点像观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彭宁开了电视，顿时一房间都是一场欢乐晚会的笑声，主持人和嘉宾都像神经病一样在欢快地笑着。彭宁在床上采取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为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生活而深感鼓舞。还有咖啡吗？我问他。有啊，他挣扎着要爬起来。算啦，我说，我来拿吧。他躺了回去，向衣柜顶上指了指，我看到了一瓶雀巢速溶咖啡和一瓶咖啡伴侣，瓶子上肯定是蒙了厚厚的一层灰，我想。水快开了，我站在门口等，彭宁指着那个女主持人说这个女人真漂亮，让人情不自禁会有想法，等等。我探过头去看了看，没有看出什么好，但此刻人和人的心情不一样，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真的很想打一炮，彭宁顺着他的思路说，你能理解吗？他问我。虽然我觉得他问得很蠢笨，不过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嗯，谈不上什么理解不理解，这种事，我说，你知道啦，各人各人的周期不一样。水开了。我出去冲咖啡，听到彭宁在里屋把电视的声音弄小了一点，然后开始打电话。谁啊，端咖啡进屋时我问他。一个小时工，他说。我一愣，小时工？干吗的？他置之不理，转过脸去看电视。明天可是要做手术哦，我提醒他。他还是没说话，我把咖啡端到他面前，他拿过杯子，很惬意地呷了一口。或者我们可以到李慧那里去坐坐，我提议，虽然你们离婚了，但偶尔走动走动不是更好吗？算了吧，他把杯子往床头柜上一放，头一仰又躺倒在床上，说：算了吧。我莫名其妙，什么东西算了？他又不说了，摆出一副灵魂出窍的样子，两眼入定，直愣愣地瞪着天花板，刚才高亢的情绪仿佛从水里分解出来的气体，一部分成为氢气，另一部分成了氧气，从他逐渐萎缩的身体中分离出去。生活的崩溃有时就是这样的，我想，这个过程缓慢、渐进，但在某个关键点上却扑哧一声，完全在你的计划和预料之外，那样迅速，那样不留余地，转眼之间你就死透了，你就不再是一个人，没有声音，不再会说话、咳嗽、打喷嚏，现在他的这副鸟样子真的让人看了很难过。这和其他的人不一样，我想，其他有些人生出来就是一滩臭狗屎，也跟你从来没关系。门铃响了。我坐着没动，彭宁慢腾腾地起来去开门。小时工穿着明显不得体的外套带着一身寒气扑进来，他们像一对老朋友那样亲切地相互抱了抱，这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彭宁向小时工认认真真地介绍我，小时工送了一个媚眼过来，那意思好像她一眼就把我们全都看透了，好像我们马上就要跟她一起搞出一些什么变态的花样来。我还是坐着没动，彭宁向我笑了笑，这没什么，他说，仿佛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对吧。嗯，我说，可你为什么叫上我？你可以一个人回来做这件事。我看了一眼小时工，小时工身材不坏，两只乳房很夸张地吊在半空中，但她却一脸晦气，额头和颧骨上的青灰色让你不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活人。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彭宁突然发作了起来，我现在非得跟李慧呆在一起才对头吗？我欠她什么了？我去见她干吗？我为什么要去见她？我非见她不可吗？你的那套理论见鬼去吧。他说得没头没脑，不要命地向我咆哮，我很意外，也很不耐烦，我定了定神。我没什么理论，我说，只是觉得现在不是太合适而已。他没理我，小时工也被他的突然发作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边像被雨淋透了的一只鸟，我从椅子上拿过皮夹克，我下去一会儿，我说。不用了，彭宁说，他看都没看我，你就在厅里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就完事。我说好的，然后带上了卧室门，他们在里面已经迫不及待地弄起来。我穿上皮夹克，打开屋门下楼，关门的时候我听到那女人在里屋尖锐地叫了一声，一时听不出是痛苦还是快乐。外面很冷，也许彭宁说得对，我没有必要下楼来，坐在厅里不也是一样吗？他们搞他们的，我可以喝喝咖啡，想想明天的事，明天肯定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亲自想一想，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到楼下来不可。在门洞对面绿化带的铁栅栏上我坐了下来，感觉到铁栅栏生硬地硌着我的屁股，我盯着黑漆漆的门洞看，不知道自己是在看什么。皮夹克不是太顶事，风吹过来时我觉得冬天就像一块冷冻过的生铁顶着我的肉。车就在不远处停着，但我不想坐进去，我觉得现在冷一点，能够让脑子活动起来，要不然我想我就会很快睡过去，虽然我坐着，手脚活动自如，能开车，也能谈话，但实际上我会变得跟睡着了完全一个样，我不知道这意思是不是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彭宁的病是治不好了，但我还是对这个想法不习惯，倒不是说这想法让我有什么不舒服，我只是觉得不习惯而已，一个很熟的人，三十多岁，活得好好的，却莫名其妙转眼就要不见了，如果真的不见了倒也罢了，但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我说不清。他现在就在楼上他自己的屋子里，精神百倍，像一个吃了春药的花痴，吭哧吭哧地大搞，而实际上，他的肚子里却藏着一个六公分的瘤，正悄悄伏在那里，等到春暖花开的那一天，它就会张牙舞爪地从他的嘴里爬出来。这是一九九九年的一个冬天，一个世纪即将结束，虽然时间是在永恒地运行，地球也在不停地运转，但在这个冬天的夜晚，在这片住宅小区的一座公寓楼下，我抬头看着彭宁家亮着灯的那个小窗，偶然萌发了一个时间在此停止不动的幻觉，我似乎进入了第四维时空，可以在时间的任意一点上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动其中的一个个日子，它们像黑白胶片一样一帧一帧地向前或向后移动、跳跃，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播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我、彭宁，还有一些其他熟悉的人，似乎彼此互不相干，彼此忙着各自的事情，那些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日子和场面一瞬间变得既遥远又陌生。和李慧结婚前，彭宁有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的女朋友，精神分裂是她的家族遗传病，但平常你却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病，那个姑娘性格温和开朗，像一个日常生活中正常女人的标本，唯一的缺憾是眉眼分得较开，让你觉得她具备一种同时观测两个不同方向的能力。可当她的毛病一旦发作起来，就又蹦又跳，能踩着迪斯科的舞步走上五、六公里，而且一停下来就立即要打电话，有几次在路上她因找不到公用电话而放声大哭。彭宁给她搞得没有办法，只好给她买了一个手机，这样一来，所有熟悉的朋友半夜三更都有可能被她电话叫醒，然后跟你说上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有时三言两语，有时两、三个钟头，你必须听到她把事情说完，无论那是什么事情，要不然你的电话就还会再次响起来，一直响到电话机爆掉。而我们都知道，每到那个时候，她就是犯病了，而彭宁必定是在边上陪着她，愁眉不展，无所作为。一天晚上三点半，她打电话来说现在警察全部出动了，满街都是，我睡得迷迷糊糊，只好把电话听筒放在床头柜上，隐隐约约听到她说她现在根本不能随便上街，由于她的特异功能，街上的交通很快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市公安局已经出动了一个中队，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她锁在家里。第二天，彭宁专程前来道歉。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女人好下去，他们只是朋友，没有为彼此的命运承担责任的义务。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他问我，每当他感到走投无路时就喜欢这样问，我跟她好了两年了，现在她犯了病，我能够一甩手说走就走吗？彭宁把问题提到了伦理学的高度，在这样的高度上，我认为是不能探讨任何问题的。因为没过多久，彭宁还是跟这个女人分手了。多少年来，我总是觉得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写一份总结，有的写得条理清楚些，有的写得章法混乱些，这里面各有各的好处，其奥妙只有各人自己明白。彭宁的日子就要走到头了，从我的角度看，他是属于那种章法比较混乱的，要给他的总结起个题目不容易。小时工从阴暗的门洞里溜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彭宁也出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我启动车，打开空调，点上了一支烟。回医院？我问他。先听听音乐，他说。车上没有别的磁带，我把装着《单程车票》那一盒重新塞进去。他仰头靠在车椅上，似乎是在沉思，也似乎已经提前死去，我没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事，我们都热爱生活，彼此之间也交情很深，但我们不可能代替别人去感受，尽管这个人跟你很熟，是你的朋友，你们曾经有过一段几乎可以称作为共同生活的人生历程，但你仍然无法进入他的世界，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比如现在，他拥有一个很快就要死掉的背景，也许你会因此而感伤，像一个无聊透顶的知识分子一样怀着一点点可怜的同情心，但实际上你知道，这一点点同情比一颗眼泪大不了多少，根本就不值钱，因为他和你的关系在本质上只是非常脆弱的一根线，而且，再说了，你对他也根本不了解。回医院？我再次问他。去李慧那儿看看，他说。他依然仰着头，看上去半睡半醒。我坐着没动，目视前方，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不是说家家不是你的孩子吗？我知道这样的问法不对头，但我情不自禁地想要这样问，一种恶毒的念头突如其来地攫住了我，把我攥在它的手心里，又搓又揉，我感到我整个人正在逐渐变成一根僵硬无比的钉子。嗯，他说。他的声音很疲惫，我相信人有的时候是会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打垮的，彭宁半躺在那里，转眼之间就变得白发苍苍。走吧，他说。我们上了路，到他前妻那里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突然想去了，他想去干吗，还有家家，那个令人不耐烦的小把戏，也许现在正在他亲爹的怀中做着一个好梦。九点多从医院和彭宁一起出来时我还觉得彭宁去见见他的前妻很正常，无论如何他们曾经是亲人，有血缘关系，在彭宁死掉之前，去和这种血缘关系叙叙旧理所当然。但现在我觉得他的思路很怪异，他的思路游走在我想像力的边缘，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我点上一支烟，递给他，然后再点上一支，他把车窗摇下来了一点。不冷吗？我问他。他没理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那个姑娘？他问道。哪个姑娘？那片刻我真的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不知道，我说，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姑娘了吧。你真的不明白，他笑了笑，人跟人的关系里，温情就跟惰性气体一样难捉摸，而在很多情况下，他说，跟这样的姑娘搞一搞，就是人世间最容易得到的温情了，他顿了顿，当然，即使这需要你付钱，但它仍然是一种温情，而且你从别人那里得不到。我没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说，这种深刻的话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回答这种话是需要一点诀窍的。彭宁突然间精神抖振，把车窗全部摇了下来，风猛烈地灌进来，我觉得我们一下子像两片树叶，不由自主地感到身体轻得难以把握。人是什么？他大声地向外面一团漆黑的街道吼叫道。无所谓，我说。他扭过脸来，向我狞笑，人就是畜生的一个变种，你说呢？我想也是，我说。嗯，他平静了一点，关上了车窗，不过是一个比较差劲的变种，他补充道，比畜生差远了，退化了，所以，他指了指他自己，又指了指我，人就会变得很脆弱，就会想要一点点别人的感情做交换。这支曲子叫什么来着？他用手指头捅了捅车上的录音机，嗯，ONE WAY TICKET，单程车票，名字取得多好，他说，做一次人就是买了张单程车票，下辈子你以为我还想做人吗？我宁可做一块茅坑里的砖头。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他的这句话讲得真是好极了。

北京 西坝河
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