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斯。赫胥黎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叫做《美丽新
世界》小说。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在他
所描绘的世界里面,由国家像居民提供大量的精神麻醉药物,赫胥黎
把这种药物叫做“索麻”。
小说的开头就引用了尼古拉斯。帕地雅夫(Nicolas Berdiaeff )
的一段话:“乌托邦似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达到了。而事实
上,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问题:如何去避免它的最终
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直向着乌托邦迈步前进。或许会
开始一个新的世纪,在那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和受教育的阶级将梦寐
以求逃避乌托邦,而回归一个非乌托邦的社会——较少的”完美“,
而较多的自由。”小说从一开始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从出生到死亡都
接受着控制的社会。人们放弃了(或者说是被政府强制性的要求)危
险的个人情感,包括亲情、爱情;也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事实上在那
个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快乐的。在那个世界里,
科学家把人分为了五个社会阶级,它们是——阿尔法、贝塔、甘玛、
德塔、埃普西隆,也就是拉丁字母中的ALPHA 、BATA、GAMMA 、DELTA、
EPSILON.人们用孵化器来培育后代,父亲和母亲从名词表中被剔除,
而成为了下流的骂人的脏话。而从孵化器中,人们通过生物工程让注
定将来从事下等工作的甘玛、德塔、埃普西隆习惯自己将来的工作,
并视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和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同时用用睡眠教
学让那些孩子们从小接受心理暗示,以保持社会稳定。国家从小鼓励
人们之间进行滥交,并发放前面提到的“索麻”。
可以说在那个美丽的新世界里面,人们被教导爱机械化了的生活。
他们接受着国家的种种安排,他们拥有无限制的性自由和麻醉神经的
毒品。他们安于现状,享受着幸福的同时,也放弃了会引起烦恼的思
想、艺术、家庭、情绪、个性。大家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大家作
为一个个体都变的无足轻重。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还有什么能影响
极权核心的权威?
可以说,美丽新世界是一个最完美也最稳定的极权社会,在这个
世界里,人们没有了理性的目的,而只有了感官上的欲望。
人类面临着两种需求,一个是物质需要,二是精神需要。满足前
者需要充足的食品、洁净的饮用水还有其他派生出的大量的消费品;
满足后者需要普及到平民的多样性多元化的哲学、艺术、宗教、思想
等等等等。人类社会的初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是有极大的困难的,
落后的生产力让大多数人得到的物质停留在甚至低于基本的生命保障
线。于是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能够轻而易举的将物质和精神上的特权
保留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上。直接的后果就是教育无法普及到挣扎在生
存线边沿的平民,而有意识的在全民中不分阶级的推广宗教信仰则让
愚昧者更加的愚昧无知,让统治者更加的信心高涨。政教合一毫无疑
问是人类史初期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最佳选择。神的权威加强了兼为祭
师的统治者的力量,而统治者的权威让神的力量到得更远,显得更强。
统治者遇到的唯一麻烦就是经济的发展。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
由于经济上普遍的停滞使天主教世界在四百年里权威从未受到挑战。
从教皇、国王到普通领主,甚至还包括依旧在死亡线旁挣扎的普通民
众,没有人对自己的地位发生了本质上的质疑。尽管宗教在让人们学
会忍受和服从的同时,也在表达着某种平等与博爱的愿望。但是,马
太效应证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财富必然会逐步的集中到少数
人的手上,而余下的财富将使得绝对多数的人出在贫寒交迫的境地。
于是富裕阶层之外的贫民被驱逐出教育和思想的殿堂,知识和财富一
起不得不面对着一小部分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几乎是无法打破的。
传统的朝代更迭或民众反叛不是革命,它们不过让掌握知识的人员发
生了名单上的变动。对于事实的本质没有影响。所以说,统治者的最
大威胁就来自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之所以可以统治人数远远多于他们
的贫民,就在于对于贫民而言,他们代表着神在人间的代表,是半神。
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知识的阶级,而知识产生力量。而被神化的力量
对于统治者本身而言更有一种信心的作用。但是,经济一旦发展,由
于政治上、管理上、生产上的原因,被特许享有一部分特权并接受教
育的人逐步的增多。特权所带来的权威也在慢慢的削弱。最后,享有
一部分特权的人自行结合成为了统治者和贫民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
逐渐摆脱了统治者的影响和说教,拥有了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思想
带来了改变现状的动力。而统治阶层终于被撼动了。
思想上的变革源于宗教。宗教延伸出了哲学和艺术,使的人类的
精神生活比之政教合一的时代大大丰富。而对自己命运的思考让人类
越来越不满足与自己的生存环境。到了人类社会的中期,当物质的生
产越来越发达的同时,财富和权利却依旧控制在少数人的手上。于是
精神上的骚动最后演变成为了革命,物质的丰富让精神上的自由成为
可能,而人们为自己夺来了物质上的权利并近而要求精神上的权利,
而精神上的胜利又让人们夺取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在从教育的大众化
到普及平民的民主政治、从公平公正的法制到拥有极高透明度的政府。
可以说,这样的循环推动中人类在不断的进步。但与此同时,统治者
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越接近现代,统治者就越不能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越接近现代,中间阶层的人数也就越多或者说是平民也越来
越多的享受一部分原只有统治者才能够享受的特权。当二十世纪初期,
民主、法制和自由终于有可能给予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时候,统治者的
危机感和失落感达到了极限。他们依旧拥有权力,他们依旧统治着—
—尽管并不顺利——大多数平民。而权力并不是摆设。于是,物质精
神需求与统治阶层的特权之间的矛盾;经济不断发展和权力阶级保持
稳定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所有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两
个问题。
在《美丽新世界》里,统治者的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他们就
是制约和索麻。在人诞生前的制约活动,打个比方来讲就如同是一场
高科技的宗教洗脑。阿尔法、贝塔们被灌以天生优秀的信心,而甘玛、
德塔、埃普西隆们当然就被灌输为忠实的奴仆。所以说制约是一种赫
胥黎为统治者开出的法宝。在新世界里,国家鼓励高阶级的人近乎浪
费似的消费,而让他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这样他们就能出色的统
治低阶级的人;同时又用制约方式来对待低阶级的人,让他们在生理
上排斥对物质生活的高要求。新世界里由政府不分阶级推广的“索麻”,
就是一种替代品,能代替艺术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麻醉人的
感觉,让反抗无从发生。所以说,在后天制约没有办法达到的完美效
果,用索麻就能达到。
《美丽新世界》无疑是一部比较文明的反乌托邦小说,尽管在其
中已经把控制人的思想情感作为了独裁者的中心任务,但是,科技被
作为了统治手段的主力军出现。人们在接受制约之后,无论是下等人
还是上等人,都过的相当的轻松快乐。唯一的痛苦就是不能思想的痛
苦。而这种痛苦也是对于了解一切的局外人而言的。在《美丽新世界
》发表的年代。科技不断的发展,而一战结束了大约十几年,和平依
旧是主流。所以作者在对未来的揣测中,将经济将不可避免的继续发
展下去,而物质也将不可避免的更加丰富作为乌托邦存在的前提。用
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凡有文化的人的心目中,
几乎莫不认为未来社会另人难以相信的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很
高——这是一个由玻璃、钢筋、洁白的混凝土构成的晶莹夺目的世界。
可写技术当时正在神速发展,一般人很自然地认为以后也会这样继续
发展下去。”
上面这段话来自另一部反乌托邦巨著《1984》。1948年出版的这
本小说是奥威尔的代表作。从中,我们能感觉到一种压抑感。这种压
抑感存在于所有的独裁社会。而奥威尔毫无疑问在塑造一个典型的极
权社会,而与赫胥黎不同的是,赫胥黎在塑造并不美好的未来的时候,
借助的很多是想象。而奥威尔更长于推理,《1984》与其说是一个未
来的反乌托邦,不如说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人类社会的一个可能
的历史选择。
与二十世纪初相比,甚至于与残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1930
至1945年的世界毫无疑问是糟糕的多的。在1914年之后的三年中,尽
管欧洲战场上,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屠宰。但是欧洲自法国大革命以
来的传统文明——自由、民主、博爱并未在本质上撼动。而在一战后,
赫胥黎依旧相信文明——尽管的伪装的、虚假的文明——的前进步伐
不会被遏止,而极权者也将会越来越受到限制。他们的极权行经也会
变的越来越隐蔽。但在《美丽新世界》出版后的十年中,似乎在一瞬
间,世界陷入了一种狂热中。从佛朗哥、墨索里尼到希特勒、斯大林。
从马德里、罗马到柏林、莫斯科。极权者将二十世纪初,所有人的梦
想都置于脚下。统治者们从未像他们那样大胆地、随意地、肆无忌惮
地剥夺人的生活自由、思想自由、乃至于生存自由。从发行一张报纸
到屠杀一个民族。审查、清洗、集中营、大屠杀成为了那个时代带给
全人类的一连串的烙印。而领袖、元首、伟大领袖、我的元首也充斥
着时代的咽喉。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就从未受过这样的蹂躏。
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中、下阶级民众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一切利益都
被人用民族或人民的名义剥夺了。极权者借助的力量恰似人民赋予的,
1932年的德国选举毫无疑问符合民主政治的要义,是公正、公平的,
而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次选举而成为了后来为所欲为的元首;1917年
的十月革命无疑是为下等人的利益而爆发的革命,渴望从沙皇的锁链
中解脱的人们从未想到,斯大林这个革命的领导者正是借助了他们的
力量,在消灭了敌人之后也轻松的消灭了俄罗斯本就不多的民主。
对于在轰炸和V2火箭的呼啸声中度过了整个二战的乔治。奥威尔
而言,站立在英伦三岛上所看见的欧洲,无疑不再是文明的发源地和
中心,而已然是一个文明的废墟堆与坟场。人们的狂热从未这样的被
有计划地挑动着。爱与关怀不再是人类谈论的主题,因为国家在教育
人民要记住仇恨,要准备复仇。人道主义被冠以革命的头衔。于是在
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老人和残疾人被有计划的屠杀;犯人和被
宣布的人民公敌被迫进行非人的劳动;战俘被大量枪杀,余下的在核
辐射下劳动,最后痛苦的死去。意识形态渗透到了每一个平民的心里,
也在改造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下一代。每一个极权政权都在宣称并
宣传自己是唯一正确且永远正确的;敌人被非人化、妖魔化,而一切
敌人推崇甚至不过是敌人能容忍的东西都被视为异类。从1930年起的
全苏联图书大清查到戈倍尔的焚书运动,思想控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峰。从人文科学起,到自然科学终。但苏联人将遗传学定为资
本主义的伪科学时、当纳粹党徒在德国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柏林大学中
设立了25种种族学新课程的时候。科学女神的最后一件衣服也被强权
扒下。当自然规律也被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印记时,以下这句由德国科
学家,海尔耳堡大学物理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说的话就不能被视为
天方夜谈了——“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
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独裁者的政府有计划的将自己的政策
神圣化,不容置疑化,最后将政策的制定者也神化。而崇拜推动盲从、
盲从加剧崇拜。理性被彻底的扼杀。元首们和领袖们被颂扬为战无不
胜的,人民开始相信活着的神。思想只能有一种的正确的,活着的异
议分子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深埋起来,因为凡是公开反对的人都在清
洗中失踪或死去,而在全国密布的秘密警察下,连腹诽都是有生命危
险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在梦里说什么,而你身旁的丈夫、妻子、
孩子都有可能是盖世太保或者克格勃。
上面的这一切不过是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侧影。在那个大变革的时
代,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未来的世界就真的是一片光明。奥威尔在《1984
》中所描绘的就是一个极权制度发展到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样
绝对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能达到的。只有经历了以上一切痛苦的人才
会将我们这个世界中最丑恶的一面表现的这样的明晰而恐怖!
事实上,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
真正的停息过。无论是民族主义、集权主义、还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中,
国家机器都在几乎一刻不停的运转着。而控制的方法则有单纯的肉体
毁灭,武力压制,发展成为可一种运用高科技、运用人类心理弱点进
行的一种温和的却更具毁灭性和持久力的控制方式——可视的索麻、
可听的索麻。
传媒被运用于意识的控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明。而事实上,
西方民主国家运用这一武器所产生的力量的效果要大大高于东方极权
国家。因为这是一种运用人类心理弱点进行的心理战。而东方极权国
家往往将封锁所有信息作为应对的手段。但信息是封锁不了的——特
别是在高科技的时代尤其不可能。而西方的国家则是运用事实为创作
基点,借用大量的人类情感的可塑性来加工这类事实,最后将最不利
的事实加工为对自己有利的的信息。
这种力量是借助每个人的思维来实现。它的力量在于,它的目的
不是去限制并统一每个人的思想,而是将每个不同的人的思想中的同
一点找出来,作为突破点,以传播并让大众接受一些对于国家机器及
其控制者有利的思维。
遏制思想与诱导思想是人类社会中的两种控制思维方式的方法。
越是在落后的国家、或者是战乱的国家、军事化的国家、人民思想单
一的国家,前一种方法就越行的通;越是在先进的国家、或者是和平
的国家、民主化的国家、人民思想多元化的国家,后一种方法就越行
的通。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技术让我们知晓了一个道理:
靠提高人的判断力来保卫人的思想权利的试验是失败的。
无论在任何的社会中,都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思想的权
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天分不同。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思想往往
与现实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的统治思想格格不入。而抗挣的结果,自由
总是失败。
自由的失败是那样的频繁,我们不得不相信一种“内心流放”的
可能。事实上,在每一个极权社会中,总有一批富有自由意识的却又
永远不会付诸行动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与现实的生活态度中树起
了一堵墙。这种现实的直接后果就是双重思想。
双重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自由的反讽。事实上,只有拥
有自由思想的人,才会不得不借助双重思想来摆脱与现实格格不入却
又无力抵抗这一痛苦的矛盾。
事实上,赫胥黎所发明的索麻与双重思想之间是有着一种联系的。
索麻标志着一种科技对于思想的征服、而双重思想则是一种强权对于
思想的征服。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对于未来悲惨世界的想象由科
技转向了强权。而现实中,这一百年极权与单一化思想的历程却是从
强权转向了科技。于是,精神上的麻痹用事实表明自己比用刀斧相加
来的有效。在这个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都得到大满足的时代,我们不
得不相信自由已经成为了超市中出售的商品。而探索与追寻自由的脚
步声渐渐远去的时刻,我们不得不悲哀的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真正找
寻到自由。在麻痹中,生命的花朵在失去生机,而自由依旧在脚下呻
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