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的悲剧

○朱国华104

    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这首诗的好处，在于点明人一旦从历史舞台
上淡出，换言之，物故了，就真是变成了物，不仅完全失去了支配自
己的能力，而且，还会落得被后人随心所欲歧解曲解的下场。这蔡中
郎，也就是蔡邕，原本事母至孝，《后汉书·蔡邕列传》载云：“母
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
庐于冢侧，动静以礼。”这样的事迹写进二十四孝也不为过，此外，
也从未听说过他有什么桃色故事，天晓得怎么回事，最迟在南宋的戏
曲中，他已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背叛父母、投靠豪门，停妻再娶的
陈世美，最后还被天雷活活劈死。真是匪夷所思。
    然而，就事论事他说，倘若蔡邕本人地下有知，这还算不上是最
大的误解。一般村民，亦即士大夫眼中的愚夫愚妇，他们并不关心历
史上的蔡邕是什么朝代人，有多少学问，以及，与附会在他身上伤风
败俗的故事距离有多远。“蔡邕”或“蔡伯喈”／蔡中郎“对他们而
言，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语音符号，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只关心故事和
情节本身。蔡邕真正的悲剧是由围绕在他身上的神话所决定的，在汉
末同时代以及以后一段时间的人的心目中，蔡邕一直是缙绅阶层的楷
模人物。从品德上来说，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例如上面所说他对
母亲所尽的孝道，无论古今，世人都很难做到，范晔在《后汉书》中
一本正经地指出这已经感动上苍，”有兔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
远近奇之，多往观焉。“蔡邕对皇帝也很忠诚，做议郎的时候，奋不
顾身地攻击奸臣，以致于被落井下石，身陷囹圄，人们被他感化，奸
臣阳球所派遣的刺客拒绝行刺，所贿赂的狱吏拒绝下毒。另一方面，
他又被认为才华横溢，学识博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无所不晓。
公元一七五年，蔡邕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
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始及摹写者，
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列传》）可见其影响
之大。还有一个故事说他应邀赴宴，听到有人在屏风后弹的琴声中有”
杀心“，就不打招呼，径自回家。后来才弄清楚，弹琴者见到螳螂捕
蝉而心动，无意之中表达在琴声中了。由此可见其音乐造诣之高。由
于这两方面原因，蔡邕被看成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儒。玉允要处死他时，
太尉马日磾称赞他是”旷世逸才“而请求王允手下留情，著名的大学
者郑玄叹气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蔡邕一死，也就立刻被神
化了，”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后汉书·蔡邕列传》）
    可是，历史的流逝终究会使得一切神话趋于幻灭。蔡邕必须为别
人替他营造的神话偿还巨额的利息。首先，他的学识才力就颇遭后人
訾议，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二》中说：“邕文今存九十篇，而
诔墓居其半……自言：‘为《郭有道碑》，独无愧辞’，其他可知矣。
其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
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中郎学忧而才短；观遗集碑版文字，
不见所长。如撰《后汉书》，未必长于范、陈。”今人钱中书在引用
了这两段文字后评论说：“一议其史德，一议其史才；观蔡遗文，识
卑辞芜，二人之论，尚为恕也。”作为一个文学家，蔡邕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可能还不如他的女儿蔡琰蔡文姬。蔡琰至少还有一首《悲愤诗》
脍炙人口，著名的《胡笳十八拍》一般也认为是她的代表作。可是，
《蔡中郎集》却很难找到什么绝妙好文。昭明太子《文选》选了他的
《郭有道碑》、《陈太丘碑》，其文词之典丽、音韵之谐协以及排偶
的句式，固然表现了汉末文风的某种倾向，但与无论司马相如、扬雄
的煌煌大赋，还是贾谊、张衡的抒情小赋一比，都显得稀松平常，见
不出精彩之处。范晔在《后汉书》中还收录了一片《释诲》，其文通
篇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
《答旨》，充满了陈词滥调，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创造性才能。
    然而，人们对他更激烈也更致命的指责是对他人品的非难。晋宋
袁淑《吊古文》说：“伯喈炫文而求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
文章》讥刺蔡邕“同恶受诛”. 顾炎武对他的斥责更不留情面：“东
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
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
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一世之名，而
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日知录·卷十三》
“两汉风俗”条）事实上这些议论之所以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蔡邕最终未能顶住大军阀董卓把刀架在脖子上的压力，出仕为官，三
天之内三次高升，如直升飞机般官至右中郎将，拜爵高阳乡侯。谁知
道好景不长，不久董卓被吕布暗杀，蔡邕得知，刚刚微露惊叹之意
（《三国演义》将此细节改成蔡邕冒死抚尸痛哭），马上就引起这场
政变的策划者王允的愤怒，结果被下狱论死。蔡氏乞愿黥首刖足，撰
写汉史，结果王允答复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
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
《后汉书·蔡邕列传》）最后仍然死于非命。蔡邕的美名为他招来不
虞之福，而这不虞之福又很快为他招来不虞之祸。历史对蔡邕所开的
这个玩笑实在大残酷了。然而“祸福无门，惟人自召”，顾炎武认为
蔡氏下场如此，咎由自取。从儒家的观点看，蔡邕不能坚持“杀身成
仁”“威武不能屈”的正统立场，依附叛道，从而失去了操守；从道
家的立场上看，董卓既己伏诛，就该熟视无睹，他竟然忍不住发出惊
叹之声，不能保身全生可以说没有见识。再联系他平时好作碑颂，不
是图别人的人情回报，赢得口碑，就是图别人的稿费。（《日知录·
卷十九》：“作文润笔”条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
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
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蔡邕这种人，为汉末以后的
道德败坏带了个坏头。明清之际另一大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蔡邕其人
太愚：”邕之应董卓召而历三台，此何时也？帝后弑，天子废，大臣
诛夷，劫帝而迁，宗庙烧，陵寝发，人民骄死于原野，邕乃建议夺孝
和以后四帝之庙号，举三代兴革之典礼于国危如线之日，从容而自炫
其学术，何其愚也！“（《读通鉴论·灵帝篇》）王夫之还进一步指
出，汉灵帝曾经害得蔡邕亡命江海十二年之久，蔡氏之所以不惜提出
建议废除汉和帝以后四帝（包括灵帝）的庙号，实际上是出于对汉灵
帝打击报复的阴暗心理。因此，蔡邕不仅仅是愚，而且，”邕于是而
无君之心均于董卓，王允诛之，不亦宜乎！“我们且对这些议论按下
不表，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那时董卓在军事上控制政府刚刚得
手，为了掩饰军人政权的实质，他不得不大量征召名流宿儒，社会贤
达。蔡邕名气大，是这名单上的第一个。蔡邕称疾不就，董卓露出军
阀的满脸杀气，以灭族相威胁。正所谓”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请
“.蔡邕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注定是悲剧性的，如果接受征召，就像
蔡邕实际上做的那样，无疑会承受正统道德观的巨大压力，从而遭到
后人的攻击；如果保持所渭名节，继续隐居不出，又可能招来满门抄
斩的杀身之祸，这又显然违背人情之常。王夫之认为董卓要挟云云可
能是史家为了替蔡邕文过饰非而虚构的情节，即使真的那样说了，也
不过是”市井亡赖之谰言“，不足为据。这种说法并无十分的说服力。
袁绍、申屠蟠等人拒不合作却能全身而退并不能反证蔡邕也能全身而
退。蔡邕是被一个人文神话所笼罩着的文人，论声望、学问。才华、
影响等，袁绍等都不能与蔡氏同日而语。作为首选目标，假如蔡邕抗
命，就很可能沦为董卓杀一儆百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历史当然不能假
设，可是明初有个例子却至少令人深思。燕王朱棣篡位、方孝孺拒绝
对他效忠，结果不仅仅他自己血溅雨花台，被牵连致死者达到八百七
十三人之众。这种事身处九五之尊的朱棣做得，杀人不眨眼的军阀董
卓未必做不得。庄子对中国主流派知识分子的毛病有一个著名的诊断：”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对于许多封建士大夫，蔡邕
出于个体生命价值大于一切的常识感抛弃抽象的道德信条，在董卓的
胁迫下出为官，这是他永远无法洗刷的历史污点；而另一方面，八百
七十余条鲜活的生命伴随着方孝孺引颈就戮，却正好成就了方孝孺纪
念碑般庄严的美名。有时候，当我们说封建制度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
软刀子，何尝只是说说而已呢？
    事实上也许蔡邕本来就是一个只知读书但没有把书真正读通的书
呆子。最适合他做的本职工作也许本来就该是做做学问，写写文章，
弄弄乐器，但是他偏偏沉不住气，和他在《释诲》中所自诩的“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踔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的
境界相反。终于是一个凡夫俗子，一个热衷宦途的人。他认识不到自
己能力的欠缺，还希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看看他做了官给皇帝上的
奏章，其七项建议无非是郊迎五帝、行辟雍之礼、学贤才、开言路之
类泛泛之谈，看不出什么象样的治国方略。当他回答皇帝如何消除
“妖异灾变”时，毫无顾忌地颂扬一些他所认为的忠臣，抨击一些他
所认为的奸臣，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随随便便将心事和盘托出，
心理上完全下设防，结果被宦官知晓，天真得真是可以。此外，还恃
才傲物，无谓树敌。五原太守王智款待当时还是刑满释放犯的他，酒
喝得高兴了，拉他一起跳舞，蔡邕无动于衷，弄得别人下不厂台，怀
恨在心。董卓死了，他在沉醉于翦除巨奸的快感之中的王允面前唉声
叹气，结果被指认为董卓同党而论处极刑。这种私人感情的公开表现
也极不策略，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蔡邕只不过是一个浪得虚名的糊
涂人，无论在出仕董卓之前还是之后，他都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像这
种明显缺乏政治人格的人，用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他，未必是
合适的。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助于证据在想象中
重建过去。然而，历史往往淹没在一簇簇迷雾和神话之中。廓清迷雾，
将神话还原为历史真实，又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蔡邕的神话，固然使
得他成为同时代人的偶像，使得他成为《后汉书》中的英雄，成为
《三国演义》中的义士，成为一些文人的同情对象（温庭筠的名诗
《蔡中郎坟》颇具代表性，诗云：“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
身。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董卓对这个神话利用的
结果，导致蔡邕肉体上的毁灭，而顾炎武指责他为汉末风气浇漓的始
作俑者，王夫之痛斥他与董卓实属一丘之貉，又分明使得他精神上盖
棺犹未论定。一旦人成了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有可能成为有关他
的神话的工具，别人往往只能通过对神话的阐释来认识他，而这种阐
释本身又难摆脱当代的偏见。如果说，范晔对蔡邕或许褒扬太过，顾、
王对他或许又持论太苛，那么，何以见得后人会认为笔者是不偏不倚
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被误解被曲解就不仅仅是蔡邕个人所特有的
命运了，它还指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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