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我一个人坐在教研室里。经过第一节课前的短暂喧吵过后，校园重新安静下来。
我从来没有想到上课时的校园会如此的安静，让我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老师上课时都没有发出声音。我一直觉得自己讲课时声音比较大，有时可能是过分的大，两节课下来口干舌躁。但现在的安静让我怀疑这种想法。我有意识地集中精力，用力捕捉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从淅淅沥沥的声音中，我知道雨又开始变大。这个时节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雨，也不应该有会下三天的雨。我又想起早晨汽车站的那个老头和他的预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头和他的预言会重复不断地进入我的头脑，今天早晨所有的事都有显得有点奇怪。也许从我做那个奇怪的梦开始，生活已经改变它的轨迹。天上下雨——>坐车上班——>碰见那个老头——>听见他的预言——>李冬把课调了——>我不能上课——>我坐在教研室。这些事之间，显然不是一种纯然的时间关系，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看起来非常的合理，对于我上的三四节课的这两个班上的女生来说，她们甚至觉得这场雨很浪漫。但所有这些事的结论使我非常地难于理解，我这个时候不该现在坐在这里，我非常固执地认为。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有这种类似的感觉。
我和心理系的一个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他问。
"在一个早晨。这个早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做梦变成了一只企鹅，然后发现天在下雨，我就坐车去上班……"我非常仔细地向他描述这个早晨的情况。
"很复杂，不是吗？"他问。
"是吧，也许是我的复述让你觉得很复杂，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说。
"那你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又问。
"我也说不太清楚，只是当时我强烈地认为我那时不应该坐在教研室里。"我说。
按照我平时的生活轨道，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在新教学楼的四楼，402教室里会坐着几十只支着脑袋的企鹅。他们非常认真，我正在给他们上《数理逻辑》这门课。这是一门和生活完全无关的课。现在应该上到第五章，我要给他们讲述GODEL不完备定理。
我现在应该讲到，GODEL利用递归函数把谓词演算转换成算术，在算术中构造出谓词演算的一个同构，接着构造悖论，然后发现，有些东西在这个公理系统里面证明不了。
会证明不了什么？学生问。
你们会发现，你们永远证明不了自己，我微笑着回答。
真的假的？学生问。
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我依然笑着回答。
我总在脑子里设想着有一天在课堂上会出现这么个情景，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学生这么问过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学生这么问。生活有时实际上只发生在头脑里，我想。
每次我讲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些小脑袋总是糊里糊涂的。我讲了这么久的课，还没有发现听到这个地方不糊涂的学生。
"糊涂是正常的，"我经常这样对学生说，"你思考，你才会糊涂。"接下来我会说，"如果你一辈子不学这门课，你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糊涂，所以，每个人都很幸运。"最后我会说，"不过，考试的时候千万别糊涂，我是数学系四大杀手之一。"每次说到这里，学生们都会笑，不过只有偶尔有几个女学生笑得比较好看。
"如果每个班都有几个漂亮的女学生的话，老师就不会象现在这么少了。"李冬经常这么说。
"不过是犯错误的老师增加罢了。"老廖每次这么回答。
"我反正没有结婚，最多不过把打碎的花瓶买回家，有些人要是犯错误，可就惨喽。"李冬开着老廖的玩笑。
"你买得了那么多碎花瓶吗？"老廖有一天这么说了一句以后，李冬再没有说过女学生的事。
我以前总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老师上课可以不带讲稿本，好象课堂上他要说的话、写的字都存在他的头脑里，甚至连学生的反映都存贮在他的头脑里。一位老教师告诉我，他上了十几年课，每年都上一门课。"当你把一本书讲十几遍以后，你不想记住它都很难。"
我当时觉得很悲哀，现在我每年都说上面那些同样的话，每次说的时候，我还有点得意。
"想什么呢？"老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没想什么，正想你呢。"我开着玩笑，实际上我的确刚想到过他。
"真的假的？"老廖笑着问，"怎么今天这么早？头两节有课？"
"本来以为头两节有课，结果……"我回答。
"记错了？"老廖问。
"没有，李冬把课调了，没通知我。"我回答。
"是这样啊。"老廖说。
老廖现在很少上课，一天到晚在外面做项目。
"好久没见你了，最近搞什么项目呢？"我问。
"没有。听说又要涨工资了，来看看。"老廖说。
"你还缺那点工资？"我打趣地问。
"我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嘛。"老廖说。
看着老廖最近变得肥厚起来的脸，我笑了。
"张杰最近是不是提正高了？"老廖问。
"哪个张杰？"我反问，我们系里有两个张杰，一个张洁。
"楼下那个。"老廖回答。
"不太清楚。"我说。
"听说陈评最近又买了辆车，雅阁。他现在有两辆车了，人家真有本事啊。"老廖又说。
"喔。"我回答。
"还有，据说武院长最近要退下来，有人说秦勇上。有人说向全国招聘。"老廖又说。
"有这样的事？"我不清楚老廖很久不来学校，怎么知道这么多我不知道的消息。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如同我奇怪老廖什么都知道一样，他也奇怪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一天都在想什么？"老廖又补充一句。
"我在想如何生活啊。"我笑着说。
"好了，不跟你扯了，告诉你一件跟你有关的事吧……"老廖还要说。
"你等会儿，我出去一下。"我说。
"干什么？"老廖问。
"拉屎。"我说。
"你应该说去洗手间。"老廖在我的身后笑着说。
稀饭的气味，豆腐乳的气味，如果不注意，会以为到了食堂。我不知道别的学校的厕所是不是有这种气味，但我教研窒这层楼的厕所的确有这种味道，尤其是在第一节课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味道，可它偏偏就有。如果我不在这所学校，如果有个人告诉我这个事实，我一定不会相信。如果现在你不相信，我也不打算解释。
厕所一般来说，是不应该被仔细描述的，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当时我蹲在靠窗的厕格里，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了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我也不想在这里提到，但当时我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几乎张开嘴叫了出来："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这个时候应该在课堂上，可我偏偏蹲在这里大便！我本应该正在讲述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迹，可此刻我身上的一个孔洞却正在排泄。
这种想法使我觉得很悲哀，我彻底地认识到自己从本质上无法崇高起来。我开始欣赏起这间厕格来。厕格板上，满是各种图画和文字，充分显示出这个年龄的男人对女人身体某些部位的想往。我第一次觉得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东西，要比GODEL真实得多。说句实话，我认为，这些画和话，看上去很美。
我知道雨还在下，通过窗我能看见外面。天空中的某种东西和我肚子里的某些东西都在往下落，它们使用着相同的地心吸引力原理，组成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我的眼睛看不太远，一座楼房挡住我的目光。白色的外墙已经有不少褐色的雨痕，一九五八年造的楼，不算年轻。我的眼睛只能看到楼的四楼，一排排的日光灯在雨中透出朦朦的光芒。应该是电机系的教室，我想。
老骆的教研室就在这层楼的拐角处。我认识他，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他。老骆有很多黄色影碟。楼梯在他的教研室的那个拐角处，拐角处很黑，照明灯也坏了，很容易摔跤。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看完影碟，下楼梯时差点把腰给拧了。老骆站在楼梯口，笑着说，你反应太大了，下次不能让你看了，我们要对你的生命负责。大概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从楼梯下到三楼，不拐弯，直着往前走，走过一个实验室和一个教研室，在左手边有一个男厕所。在男厕所的最里面靠窗的一个厕格，如果现在拉开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我知道，那就是自己。大概我的思想也怕这厕所的气味，所以在外面转了一圈，现在回到厕所，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我再次看向窗外。窗外是雨，雨下面是树，树下面应该是草，草下面应该是地。地下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虫，正在躲雨。水顺着树的表皮往下流，水在树的内部往上升。一切都合理的不大对劲，我小声嘀咕起来。外面还在下雨，但似乎小了一些。
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响了，不少学生到了厕所，有几个叼着烟，水打在墙上，四处乱溅。厕格的门关不严，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幸好外面看不见里面，否则碰见个冒失学生，他也许会在你大便的时候叫你老师好。
第二节上课铃响过以后，我回到教研室，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老廖不知什么时候走了。雨还在下，打在树上，发出均匀的沙沙的声音。楼下的教室传出外语磁带的声音，接着是学生跟着读的声音，但还是听不见老师的声音。
天很暗，艨朦一片，分不出云块，是整个的一大块。这雨一下子停不了，也许早晨那个老头说得对。其实停不停也无所谓，我带着伞，我可以打着伞去教室，然后去食堂吃午饭。下午打着伞走到车站，然后坐车回家，然后吃饭，睡觉。我每天都这么过。
下不下雨，其实根本与我无关，但现在我看着它，想着它。它使我站在这里，站在这个破旧的楼的窗前，迫使我望着天空，闻着雨发出的气味。你很难说它与你无关，我想。
什么事能与我无关？
企鹅大概是与我最没有关系的动物，我没见过真实的，这辈子可能也见不到，南极也去不了。我不知道它们的生存方式，不知道它们如何性交，不知道它们如何游泳。我要经过思考才想起它们是禽类，它们下蛋。公企鹅孵蛋，它们把蛋放在它们的两腿中央孵化。可我昨天梦见它们，还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它们，它们不理我，说我身上臭。你很难说什么事与你无关，我甚至发现每滴雨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自己。
"雨么，我只喜欢落在我头上的那滴。"我想起一句诗。但是，我能避得开其它么？
五
李老师好，几个女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打着招呼，她们是我马上要上课的这两个班的。大部分的男生都没有打伞，有的四五个人打着一把伞，伞没扯烂已经很幸运。有的在路上跑，溅了很多水起来，女生就骂。有的沿着墙边走，书在他们的头上，GODEL替他们挡雨。以前谁替GODEL挡雨？是个有趣的问题，我突然想。
当我把GODEL的证明写满第五黑板的时候，和以前一模一样，下面不管是男是女，所有脑袋上的眼睛都很周海媚，只有一个人很精神，因为他刚才在睡觉。他问，是不是下课了？我突然觉得这个学生很可爱，期末考试一定让他及格。
我平时给许多人讲过GODEL不完备定理，他们都不是我的学生，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GODEL不完备定理并不难。
"所有的公式都由符号组成，是不是？"我曾经在互连网上问一个学中文的姓白的人。
"是的。"他回答。
"我能不能它们列出来？"我问。
"当然可以。"他回答。
"我现在用所有的素数表示一个公理系统里的所有符号，2是第一个符号，3是第二个符号，5是第三个符号……"我说。
"快点往下讲。"这个姓白的还不笨。
"现在我们来表示公式。"我说。"我用2的幕来表示一个公式。由于符号都是素数，而公式是2的幂，所以我们很容易分开它们。"
"接着呢？"
"接着，我用3的幂来表示公式序列。"我说。
"一切都非常的简单。"他说。
"下面稍稍复杂一点，"我说，"现在每一个公式都有一个对应数对应它，比如w是一个公式，我们用[w]表示它所对应的数。"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一个谓词P([w])，它的意思是，如果w是一个公式并且P([w])为真，那么公式w可以在公理系统中被证明。"我接着说。
"什么是可以证明的公式？"他问。
"在系统中可以证明的公式，是指从系统公理出发，每一步使用公理或已证明的公式通过推导规则能推出的公式。"我说。
"懂了，接着……"他说。
"接着用一点数学技巧，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公式w=~P([w])。"我说。
"这个公式w是什么意思？"他问。
"这个公式w有点意思，它的意思是，'我是不可证明的'。"我说。
"真的有点意思啊。"他说。
"现在，更有趣的东西出现了，"我说，"现在，我问你，这个公式可不可以被证明？"
"让我来看看。"他显然很有兴趣。
"如果它可以证明，那么它就为真，可是它说自己不能被证明……有点麻烦……"
"这里出现矛盾，所以它是不能被证明的。"我总结道，"不过你在推理中用了一个前提：凡可以证明的公式，都为真，这叫做公理系统的soundness，这里一个很容易证明的事实。"
"就算这个公式是不可证明的，又怎么样？"他问。
"如果这个公式是不可证明的，那么这个句子就为真，因为它说自己不可证明。"我说，"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不可证明的但同时又为真的句子。"
"这就是GODEL不完备定理？"他显然有点吃惊。
"准确的说，这是GODEL第一不完备定理。GODEL第二不完备定理的结论更强一点。"我说。
"它说什么？"他问。
"它说，公理系统本身的完备性是不可证明，"我说，"第一不完备定理只找到了一个为真但不可证明的公式，而第二不完备定理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且为真的，但不可证明的公式。"
"什么是公理系统的完备性？"他问。
"如果在一个公理系统中，所有为真的公式都可以被证明，那么这个公理系统叫做完备的，反过来，叫不完备的。"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学生学到这个时候总会糊涂。也许淹没在一大堆的符号、数学技巧中间，他们搞不清楚主要的脉络。我曾经以为可能只是我认为他们没有懂，于是我叫了一些优秀的学生到黑板上自己讲一次，结果没人能够讲清楚。我说过，我在学生面前总是很严肃，一付正经八百的样子。
"你总是假眉假眼。"我的妻子是四川人，她总用四川话这样说我。这个"假"字很传神，不过我并不在意。早就有人说过，在仆人和老婆眼中，没有一个人称得上英雄，何况我这么一个平常的人。当一个女人见过你在床上某些猴急的表情后，很难让她尊敬你。
在学生面前则不同，你只要表现成什么样，他就当你是什么样。如果你认真，他们就会尊敬你。如果你上课有趣，他们会当你是个好老师。虽然我并不想当一个好老师，但我还是想给我学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当我看见下面的学生全都没精打彩的时候，我决定给他们说一个笑话。
"好了，休息一下，我给大家讲个笑话。"我说。
我平时并不经常给他们讲笑话。我总是在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才讲笑话。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从前有一只企鹅，从南极来到城里，听过没有？"我问。
"没有？"我接着说，"那么，我接着讲。"
下面是我讲的笑话：
这只企鹅想变成一支文明的企鹅。尽管城里的天气对它来说已经很热，它还是穿上西服，穿上皮鞋，打上领带，戴上墨镜，还拄了一支拐杖。它还去念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学成以后，它回到南极，结果没有一支鹅理它，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天，它听见一支企鹅对另一支企鹅说，别理它，它以为它自己是城里人。
在我讲这个笑话之前，我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笑，可讲完以后我觉得它非常的无聊，实际上它根本一点也不好笑。我不明白我的头脑为什么和我的语言不一致。我所想的显然和我所表达的有不小的差距。不只我觉得这个笑话不可笑，所有的学生也没有笑，他们看着我，就像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像我是那支企鹅。
你还是讲你的GODEL吧。一个学生大着胆子说。
是的，讲GODEL，讲TARSKI，讲不完备定理，讲真假值的不可表示性。讲完后，我回家，你们做作业。批改，答疑，期末考试。总有几个不幸者。不用怕补考，都会及格。读书不容易，老师也是人。然后大家各奔东西，我去拿奖金，你们去工作，谁也不认识谁。
"好，我们接着上课"。我说。
后来，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当时听了我的这堂课，他觉得这是我讲得最好的一堂课。
"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我问他。
"他说，因为当时你的神情好象你就是GODEL。"他说。
"不会吧。"我说。
"是的，当时，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他说。
"我当时什么样？"我又问。
"你当时的神情很专注，似乎很激动，好像你正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证明GODEL定理。"他说。
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实，我那天很幸福。"
"是吗？不过你的那个笑话，真的一点不可笑。"他走的时候说。
事实上，我没有对他说实话。当我接着上课的时侯，我的心思根本没有在课堂上。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我当时在想什么，但我的确没有专注在我所证明的定理上。我已经说过，我的老师能够把他讲过十几年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记下来，显然我已经超过我老师，才讲五遍，我已经记下我讲的内容。
我想我当时在黑板上下意识地写下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对我的学生来说，那就是GODEL定理。我不能对学生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他们说实话，我就是在欺骗他们。我并不是像我的学生所说的那样认真给他们讲GODEL的证明，也许我的头脑里当时正在想着企鹅或车站上的老头，也许我正在想着一个女人的什么地方也说不定。我说过，我回忆不起我当时在想什么，只依稀记得我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是什么决定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们没法完完全全的还原我们以前的生活。
六
我一直认为讲课是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也一直想把它描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我买了最好的笔，最好的纸，在写之前，我甚至还洗了手。
"你要干什么？"妻子问。
"我要……"我说不出后面的话来。如果我一定要说出来，我妻子一定会以为我正在准备欺骗她。我显然不是想描述这个世界，但又很难说我想描述我自己。讲课时的独特感受，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己，我不是很清楚。有时我很难分清楚世界与我的边界。
"好吧，我想我应该去洗碗了。"我妻子很简单地认为我之所以坐在桌前装着要写东西的样子，实际上是不想做事。也许她是对的。
结果几乎在写之前就注定了，我失败了。在无数次失败之后，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问。
"我写了无数次，但每次我都觉得我写得并不是我所感受的。"我说，"第一次我写了两页，第二次我写了两段。越来越短，最短的一次我只写了两个字……"
他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说："而现在我只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世界总是从我的笔尖溜走，或者说总是躲到我的笔后面。"我说。
"也许不是你没有能力，也许是这世界本来不可以被描写。"他说。
"但有很多人做到了这一点，每个写小说的人都在描写这个世界。"我说。
"或许只是他们认为他们在描写这个世界，读的人心中的理解可能是两回事。"
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口交'这个词？"
我笑了起来。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解，虽然我们的理解跟作者想表达的是两回事。"他说。
他说的是我们大学时代的事。那时我们看小说时，遇见什么不知道的词，就在全宿舍讨论。他当时引经据典给出那个词的最权威解释：它是接吻的文明说法。我们居然信了他很多年。
"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觉得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等我笑够了，接着问我。
"是这样，我觉得当我写的时候，我是在分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我说。
"我不太懂。"他说。
"喔，是这样，我可以打个比方，"我说，"假如你是个亚马逊河的土著……"
"亚马逊？多么遥远的地方……哈哈，不过我喜欢这个假设，接着说……"他说。
"因为你是土著，你当然不知道汽车，于是我向你介绍一辆汽车。"我说，"但如果我把这辆汽车从头到尾拆到每个螺丝，然后把它摆在一个大场地上，你会知道什么是汽车吗？！"
"不会，我想我不会知道什么是汽车，"他笑了起来，"我可能只会知道你是个壮劳力……哈哈……"
"问题就是这里，分开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我说。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大学时的那个草皮足球场？"我问。
"当然记得，那时候有个草皮足球场不容易。"他说。
"你记得在上面发生的事吗？"我问。
"当然，我记得。"他说着，看着我，"我怎么会忘记呢。"
他顿了一下，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你当时站在我的右前方，我左边是小左，前面后面有很多人。那个球是从左边飞过来的……"
"是的，很快，很重的一个球，当时人太多。"我说。
"你面朝那边，你应该看得见那个球的。不过，你当时好象呆了……"他说。
"我从来没有向人谈起过此事……"我说。
"是的，我问过你很多次，你都没有说。"他说。
"不是我不愿意说，我实在是无法述说。我说出来的东西总不能完全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说。
"是那个球打中你之前？"他问。
"是的。我无法表述球打中我之前那一瞬间的感受。"我说。"那是五月的一天吧……"
"是的，足球场刚刚把草剪平，第一次让我们进去踢球。"他说。
"天很蓝，草地很绿，脚踩在上面非常的松软。有一些小风吹着，吹在身上很惬意。"我说。
"你记得很清楚。"他说。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时放刻，恰好我的体内有一种东西在跳荡。它欢快的跳跃着，蹦了起来，伸出头去，在那个偶然的时刻，外面的世界恰好又那么的美丽。它们在空中相遇了，紧紧地联在一起……"我说。
他没有说话。
"是的，相遇，这是个比较准确的词，"我再一次的强调，"是唯一比较接近我当时感受的词。"
"……当时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整个世界那一刻全部进入了我的头脑、身体，全部进入了我的每一个细胞……一切都清晰可见，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只感到发自内心的一种愉悦……一种彻底的愉悦……"我述说着。
我的同学静静地看着我。
我接着说："其实我的描述还是不准确，准确地说，那种愉悦感是我后来体会到的，是我描述时贴上去的……我想复述它，但我无能为力。"
"我想，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他说。
"不是我不相信你，但这无法证实。因为我说的并不一定是我所感受的，你所感受的我也无法感受。"我说。
"也许有道理。"他说，"我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当时你血流满面，还那么从容不迫。你知道，你的眼睁差点瞎掉。"
"现在跟瞎了也差不多，我这只眼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说。
"你当时不戴眼镜就好了。"他说。
差十分钟下课铃响，我下课了。学生们拿着碗，奔向食堂，象一群脸上挂满幸福微笑的蚂蚁。胜利大逃亡，我读书时是这么形容这种情形的。现在一定有别的叫法，我想。
雨明显小了，我走出教室，发觉外面的气温似乎比教室里低得多。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如释重负。也许讲课讲得有点发热，我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烧，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脸是不是有点红。为了不让人看见我的脸，我低头走着。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学生才会在考完试后，脸上红扑扑的。我以前也如此，只要考完试，我的脸一定很红。当时我的一个同学说，你喝酒也一定脸红，但我当时不喝酒，所以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他说得完全正确。但直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上完课是不是脸红，没有学生告诉过我。
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我讲课时感受到全身的紧张。其实紧张这个词不完全准确，不要误解我讲课时，象一个第一次上床的女人，肌肉紧张，心跳加速，语无伦次。
我讲课时很从容，平和，语言清晰，每年评教我都得很高分。紧张这个词在这里只是被我借用，用来代表讲课时我与周围的一种关系，也许平时我们说的"紧张关系"中的紧张这个词比较接近我的意思。
如果一定要解释，那么我只能说当时我与周围的世界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我们互相凸显，相互依存，就象相互支撑的人形梯子，任何一边垮掉，另一边也将不存在，梯子也不再存在。不能说我平时没有体会到这种关系，但只有在讲课时这种紧张关系才得以充分体现。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我并不存在，而世界一点未变。有一年新年的晚上，教师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孤伶伶的一个人在零点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很多人在互相的祝福。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想像自己不存在在逻辑上不存在任何困难。我发现这个世界一点也不会改变。它还是那个病病歪歪的样子。
后来，我经常说，如果那天晚上，我从楼上跳了下去，恐怕不会有人知道的。但这种想法在你讲课时不行。如果我这时要从四楼上跳下去，结果会完全的不同。我如果不存在了，那么下面坐的学生也不会存在，教室不会存在，学校不会存在……这个世界轰然倒塌。
"亚马逊众林中一只蛾子摇了一下翅膀，导致太平洋上的飓风。"混沌学里有这样的可能性，这里也如此。
还要说明一点，在这种关系中，角色不是对称的。在我的想像中，如果我在讲课时突然消失，我会带走这个世界。但在学生眼中，你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不是你讲《数理逻辑》，自然会有别的老师讲。
我没有撑开伞。
让雨打在自己的头上，有一些飘在脸上，冰凉。已经五月多了，但一下雨，天气还是很凉。一大群人挤着往食堂方向走，我被埋在一群学生之中，如果不是一双沾满粉笔灰的手，没有人知道我是老师。我没有下课洗手，我要到教研室放下讲义后，才去洗手。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习惯而已。
我在五系楼和新楼的交界处，和学生分道扬镳，学生们朝着左边拐去，我则朝着相反的方向拐去。我有些恋恋不舍。十年前，我也会朝右拐，而现在我必须往左拐。
这条路现在只有几个人的路走，空空荡荡的，和背后那条路形成鲜明对比。在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这条路还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这条路正在修，很多二三十年半大的树被砍了下来放在边上。听老教师们讲，本来这里是一片绿化地，位于五系楼和电影场之间，由于电影场后面新楼的修建，需要一条比较近的路从主楼到达那里，才在这里修了一条路。
靠五系楼这边，保持了原来的样子，保留着一些绿地和绿地上的树。路的另一边，是一道红砖墙，墙的里面是电影广场。星期六星期天里面会放露天电影，元旦时，里面会举行新年狂欢晚会。我看不见里面，但肯定现在广场上没人，这是我今天能够肯定的少数几件事中的一件。实际上，就是这事我也不能完全肯定。
墙下边沿着路是低矮的桅子花带，每年的六月，它们会齐刷刷地开放，初时是一种淡淡地清香，相当好闻，但到后来，花香会变得非常的浓郁，惭惭地有种闷人的感觉，让人不再喜欢。
我刚到这里时候，非常喜欢这种花，和几个年轻同事常常在花刚结成花苞的时候摘一些下来玩，戏称自己是"采花大盗"。事实上，校园里什么花都不可以摘，就这种花随便你摘。它开得太多，根本搞不完，大多数的花朵最后都死在枝上。
"开得这么多的花，不采也罢。"后来一个同事这么说，我们也兴趣索然。
"竟然这么多年就悄无声息的过去了。"我看着现在还没有开花迹象的树丛，在心里感叹。
"喂，干什么低着头走，这么慢，想什么呢？"后面有人对我说话。
我回头，那人已经和我并排，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教师，我并不认识他。在我意识到他认错人的同时，他显然也意识到了。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他忙说。
"没什么。"我说。
"你们的走路姿势真的太象了，衣服也差不多。"他接着说。
"是吗？"我说。
他也是一个刚上完课的老师，手里提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学生的作业。虽然雨不算大，他依然打着伞，一把黑伞，老式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他说了这句话后，快步走向前去。
我抬走头来，一直盯着他的后背直到拐弯处。
我认为，我们都会很快忘记我们的这次相遇。他和我也许会在以后的某个日子再次相遇并相互介绍，但当时我无法肯定。我不知道，我们的碰头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但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事件对我没有一丝的影响。起码现在，我正在这里复述这件事，虽然我的复述与真实发生的事有着差距。
一些不起眼的事总是奇妙的加入我们的生活，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这次碰面的确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我当时只是望着他的背影，在心里想，这个世界总是很合理地不对劲。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于成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