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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招迭出的总经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杨粲三正式登上聚兴诚银行总经理的宝座，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二年的总经理生涯。
杨粲三上任后，立即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执行他的"逐步收敛以固行基"的方针。
首先，他调整人事部署，将优秀的人才分别安置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成都、重庆、宜昌、万县等分行，加以重用。
随之，逐步将商号、航业部、外贸部等机构由收缩而结业，使之不干扰银行业务的发展。
至一九二六年，杨与九主持的航业部已将十万元资本亏损殆尽。杨粲三果断地结束了航业部，卖船抵债。
一九二七年，杨乃庆因生活放荡，仅吃喝嫖赌就花了二十七万两银子。是年杨乃庆病死，诚记商号宣告停业。
如果说上述收缩对聚行的发展不无好处的话，那么杨粲三对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外贸部的草率处理，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年冬，杨粲三将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又从汉口迁回了重庆，从而使聚行步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迁渝后，杨粲三本着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国的轻营战略，脚踏实地，稳妥经营。先后在四川富庶地区如长寿、阆中、内江、大足、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在忠县、石住、宣汉等地设立介绍处。使四川省内业务进一步发展，根基更为稳固。
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向云、贵、湘、桂发展，设立长沙、常德等处汇兑所。从而使聚行以四川为中心，其触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国。
退守西南后，杨粲三吸取过去的教训，稳妥经营。这在放款方面尤为突出。
杨粲三吸收了欧美银行的经验，尽量收缩信用放款。他曾明确通知各分支行处：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额，侧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办理的抵押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办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银耳，木桶中间塞的全是麻袋。汉口押进的洋酒也有假货。杨粲三为此立即修订了《押放条例》，保证了押放的稳妥。
杨粲三的"稳妥"，有时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银行董事长吴晋航登门拜访杨粲三，请他放款支持一座大厂渡过难关。吴与他交谊颇深，又同是银行界有名望的同业。吴晋航以为他定会慨然相助，没想到杨粲三却说：
"任你是苏秦、张仪，我对这家工厂不放心，我的钱是不出堂的。"
气得吴晋航直跳脚。
杨粲三在向聚行职员传授放款经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晴天借雨伞，落雨赶快收。"
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诀，被称为"放款十字诀"。
由于杨粲三在放款投资中行事稳妥，就像石匠打石头那样实打实着，所以，重庆工商界称他为"石匠"。在聚行后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现"呆帐"现象。
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存储，一直是聚行聚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五年统一使用法币后，各军公款均为国家银行垄断。各民营银行纷纷增息揽存，以求获利。唯有杨粲三的聚行却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执行杨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结果使存款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对这种情况，杨粲三不得不改变老框框，亦加息揽存，以适应新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骤起。杨粲三针对商运阻断、大后方游资出路减少的情况，趁机大力揽存，使聚行存款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年，由于法币贬值，存户纷纷提现，聚行存款猛降。为了增加资金，杨粲三特地将一九四三年定为"存款中心年"，提出揽存法币三亿元的总目标。他将总目标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处，允许各地在总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额内自行掌握，并提出"揽办收支，收现付现"、大力吸收商业活存、给巨款存户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分支行处的揽存积极性。至该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揽存三亿元的任务。
同时，杨粲三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招，"以汇款养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汇款养存款"，即同商帮做"结约汇款"。约据上订明由商号随时将收进的货款送存聚行，积累到一定数额时，由聚行自动管商号汇往用款之地。这样，有利于商帮积零成整与货款调动，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汇兑见长，声誉极好，商号们纷纷与聚行签约。而商号陆续存入的款项在尚未达到起汇点时，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结临时透支约"的优惠吸引存款。杨粲三指示各分支行处，"对每天有现金收入的门市商，要广为揽其与我开户"，"有现钞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业机关如公路局、公共汽车公司、剧院、医院等，也应多方面向其罗致"。
由于各商家、部门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项，到了需要用整笔款项时，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数额内的透支。许多门市商和机关单位很乐意到聚行开户，一时往来增多，收交活跃，存款额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额达法币六点五亿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杨粲三为了聚行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此吸存一项，就用尽了招数，且招招独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
一九三○年，杨粲三买卖公债惨败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以往发行的三十几种旧债券进行清理，换发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债券的四成为保证向中央银行领钞，从而大大提高了债券信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统一公债"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这时，杨粲三又跃跃欲试了。
经过对形势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杨粲三得出了"政府财政将臻稳固"的结论，乃乘跌购进统一公债三百九十万元。后来，公债市价果然上涨，他即以公债搭配领钞，缴存储蓄准备金，获得了厚利。
锋芒小试即大获全胜，杨粲三对公债的兴趣又浓起来了。一九四二年，自贡盐场公会愿以所摊购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折价换现。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预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现法币二百元，等储券一年期满即按牌价兑领法币二千元，获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买卖"同盟胜利国币公债"也赚了大钱。
聚行同时还经营购买了不少外币公债。
国民党政府为平衡收支，巩固币信，在英美贷款支持下，先后发行"美金公债"（一九三八）、"建设公债"（一九四０）、"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九四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九四二），总计英币三千万镑，美金三亿元。
这些公债，聚行除按摊派数认购外，杨粲三还命令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昆明分行以国家行局在云南发行的"美金购粮储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储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购进。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盛传美金储蓄券即将停售，聚行以"美储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现在帐面上，可不付巨额利得税，相继购进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财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储券"，黑市美钞上涨，"美储券"一元涨到法币五十五万元。九月，银根告紧，差款行庄被迫抛售"美储券"，聚行乘机又购一批。
至抗战胜利前夕，聚行拥有"美储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债"九万美元、"建设公债"，二万美元。
在通货膨胀加剧、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币公债，对保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庆、万县、沙市、宜昌等地收购赤金，转运申、汉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经营扩大，每年从川南峨边及金沙江流域收购沙金，运往成都炼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稳，无利可图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年起，聚行再度经营黄金，由成都分行设炉，将沙金和首饰用金炼成十两重的金条，打上"诚记"的牌号运销上海。一九三八年，国内金价渐有起色，成都分行经营黄金达一千多两。
一九三九年一月，财政部规定非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银。当时，聚行在成都、重庆、沪州购有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按每两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银行交兑。汉口分行也购有黄金二千七百两，向中央银行交兑。仅此两笔，聚行即获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两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银行交兑六千多两黄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涨，期货与现货间出现巨大差额。当时一块重四百两的现货可兑期货数块。望着飞涨的金价，杨粲三想起聚行暗帐上曾购有期货金块两块，一块已兑成现货。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国战败，市场金价暴涨，现货每两涨到八万元，七月更涨到二十二万元，这时现货一块可换期货四块。杨粲三认为，日本战败指日可待，金价必将大跌，决定将库存金砖抛售。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库存金砖。负责保管的代理出纳主任张南辉承认自己失职，并愿意赔偿，却始终不愿说出金砖的去向。
杨粲三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买卖黄金为非法，怕张扬出去被官方敲诈，反而引来大祸，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抗战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买卖黄金。
我国早年实行银本位制，两、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废两后，银锭成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将重庆、万县库存的银块、银锭二十余万两卖给四川省银行，获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币出笼后，银元又成了商品。当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公债四成、银元六成向中央银行领钞。为此，聚行成都分行历年购存的生银七万九千两；汉口分行库存银锭七千五百两，送交中央银行折合银元，或运去上海铸币厂等地，用以领钞。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群众纷纷逃难，乃将窖藏金银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购。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间银元由中、中、交、农田联总处统一收购后，聚行这一业务才告结束。
聚行历年收购黄金不下二万两，生银三十万两，银元一千七百万枚，为聚行带来了巨额利润。
信托是杨粲三顺应时代需要、冲破重重阻力开办的一项新兴业务。经商出身的杨粲三深知：商家不仅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周转，还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为他们作报关、运输、保险、堆放等方面的服务。杨粲三审时度势，于一九三一年首先开办代理业务，一九三二年设立代办部，将原外贸部人员全部转入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为加强对代办业务的领导，特任命留美专学保险业务的次子杨锡远为总代办主任。一九三七年，正式成立信托部，计划四十万元为基金，以扩大业务。
经营代办业务，阻力重重。
在聚行内部，因为当时代办部的主要业务是堆栈、保险、保管、报关转运及代客买卖货物等，业务繁杂而收入低微，所以许多人把报关行员视为低贱无能，不屑与之为伍；把上门兜揽业务说成是杨粲三要"银行职员当窑姐儿（妓女），到处拉客"。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杨粲三首先为代办员正名，认为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后分工越来越细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然后要求营业员放下大银行的架子，上门招揽业务。为大张旗鼓地宣传信托业务，推动信托业务的发展，杨粲三特地将一九三六年定为"信托营业年"，将代办业务列为银行的主要业务。
在聚行外部，代办部开办的代买代卖货物业务也遭到了商帮行会的抵制。重庆分行替上海商家代销棉布，万县分行替裕华、沙市两厂代销棉纱，均遭到匹头商和纱帮的拒买，认为聚行是抢了他们的生意，砸了他们的饭碗。杨粲三听说后，并不气馁，乃鼓励聚行人员不计劳累，抱着货物到商店推销，让利于商家，广结购销合同，终于打破了垄断，打开了代买代卖的局面。
顶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杨粲三一手倡办的信托业务显示出勃勃生机。在一九三六年"信托营业年"中，代买代卖业务达四千四百一十七笔，报运进出口货物十二万多件，货值一千二百四十三万元，全年纯益十四万元，占当年全行纯益的三分之二。
"信托营业年"使杨粲三尝到了甜头，更坚定了他经营信托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一九三七年信托部成立时，他指示各分支行处"要像储蓄业务那样，力谋代办业务之发展，将来未可限量"。他甚至断言：
"将来商业银行势必以此为中心。"
抗战的爆发更成为聚行信托部兴旺的契机。当时，上游各匹纱、百货商家争相委托聚行在上海抢购；下游各厂商也纷纷委托聚行将货运川代卖。聚行乘势将报运、保险、堆放等业务一并揽来，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正当聚行信托业务蓬勃发展之时，一九四○年，国民党政府明令取缔商业银行代客买卖货物的业务。聚行信托业务受到扼制，由盛而衰，以致不起。
虽然杨粲三的信托业务受到限制而衰败，但他在四川顶着阻力首开信托业务，与他早年首创储蓄业务一样，被誉为杨粲三开办银行的两大成功范例，在四川乃至全国的金融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以上各种业务的大发展，到了一九四三年，聚行的资本总额已由一九三七年的二百万元法币增至一千万元法币；全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四点五九亿元法币，为资本总额的四十五倍多；国内的分支机构发展到三十三个，员工一千三百多人，成为首屈一指的川帮银行，在全国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又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经营外汇的民营银行之一，蜚声于国际金融界。
"扶助农工商业"是杨粲三为聚行制定的方针之一。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七年里，聚行在重庆、成都、内江、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兴办或与人合办了五十九个农工商企业，共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其总额超过了聚行一千万元的注册资本、从而为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杨粲三投资最多的方面，是社会公用事业，占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五。
其中，对重庆自来水公司投资最多，高达五百四十六点六五万元，占该企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
另外，一九三七年，对重庆电力公司投资一百三十万元；一九三○年对成都启明电灯公司投资八十三点七六万元。
当时投资社会公用事业，见效慢、收益少，但杨粲三仍然投资，这既是他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提高了聚行的社会知名度，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杨粲三对工矿企业投资不大，在五十九个投资企业中，仅有少数几家，它们是：川康毛纺厂、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
另外，为沟通各种社会关系，而搞了一些应酬性投资，如向国民政府参军长四川同乡吕超发起组织的"中国抗建垦殖社"投资七十六点六万元；向《商务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新闻报刊投资等。
聚行投资的企业虽多，但大都只是参与资助，在企业中不负什么实际责任，更无掌握控制之权。由杨粲工出任董事长、负企业实际责任的只有两个"重点投资"企业：兴华保险公司和川康毛纺厂。
兴华保险公司是杨粲三专门为他在美国学习保险业务毕业归来的次子杨锡远创办的。在杨粲三的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次子锡远。
锡远从小聪颖伶俐，虚心好学，十分招人喜爱。稍长，即被送往美国，专攻保险业务。学成归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粲三发现锡远思维敏捷，智勇双全，是极为难得的金融人才，心里非常高兴，暗中将锡远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着意栽培。
一九三四年，杨粲三赴英与扬子公司签约，为了锻炼锡远的才干，特地让他随行，并让其代表自己全权与英商谈判。杨锡远果然不辱父命，使谈判获得圆满成功。对此杨粲三十分满意。
为了发挥杨锡远的特长，一九三五年，杨粲三又特地拨款创立兴华保险公司。
杨锡远对父亲的一片苦心也心领神会，果然发挥所长，勉力经营，一年就获利五万多元。
一九三七年，省财政厅长刘航琛想把几家川帮银行联合起来。为投石问路，拟先让各家银行联合投资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刘同杨粲三商量时，杨也正想将兴华保险公司扩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各银行共同出资合办，让儿子跳出池塘，在大海中遨游。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那时，各银行承接的水火保险业务，全是代办性质，只收佣金，唯有川盐银行的盐载运输水险是自负盈亏，一向获利较厚。经刘航琛出面说合，除川盐银行外，其他各行都愿投资合办，其中包括川康、平民、商业、建设、美丰、重庆等七家银行及义本钱庄、民生公司、华懋公司等。
增资后的兴华保险公司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其中聚行投资二十八万，其他各家均为六点五万元。由杨粲三出任董事长，周见三任总经理，杨锡远为上海分公司经理。聘有美国顾问克鲁伦驻上海，主要业务都由以杨锡远为首的上海公司承办。
一九三六年。山清水秀，素有小西湖之称的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一个由杨粲三投资创办的大型毛纺厂川康毛编厂诞生了。
抗战爆发前夕，华北形势紧张，各厂商纷纷寻找退路。
山西太原毛纺厂的工程师王达甫和留学英国、专攻纺织的盛绍章专程赴四川考察。他们发现：四川西部一带盛产羊毛，却无厂就地加工，如果在当地投资设厂，生产毛纺织品，不仅能就地解决原料、节省费用，还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他们便通过聚行成都分行经理陈梓材邀请杨粲三投资。
杨粲三对投资办工矿企业素来兴趣不大。但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默默地听完了陈梓材的汇报后，也有点心动了。他仔细地盘算了一下；四川的毛纺织品向来仰仗上海、汉口供应，如果日本侵华的战事一旦扩大，波及上海、武汉，四川的毛纺织品市场必然会货紧价扬。如果聚行能投资办厂，将来一定有市场。想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英美等国无力东顾之时，国内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都获得了厚利。就是聚行经营的名牌毛绒线，销路都好，利润也高。再说聚行资金不成问题，又有王达甫和盛绍章相助，办毛纺厂正当其时。想到这里，他将烟锅里的叶子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从躺椅上站起来，果断地对陈梓材说：
"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办吧！你具体经办，需要多少款子尽管说就是，只要能把毛纺厂办好就行！"
经过仔细研究，他决定投资四十万元兴办川康毛纺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资三十六万元。由杨粲三亲任董事长（指定陈梓材以常务董事资格代理），由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工程师。厂址设在犍为县店子场（今属乐山市五通桥区）。
杨粲三对川康毛纺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毛纺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当时抗日烽烟四起，长江水路阻隔，纺织厂所购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过越南海防港经陆路车运来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枉费了大量资金。原来的四十万元资金还没等毛纺厂开工就已耗尽，工厂迟迟无法开工，几乎夭折。
正当杨粲三左右为难之际，恰逢汉口裕华纱厂老板苏汰余为避战乱，迁厂来川。杨粲三素知裕华股东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乃通过与苏汰余有儿女亲家关系的陈梓材，邀请苏汰余向聚行及毛纺厂投资。
引入了裕华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川康毛纺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终于投产。
最后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雾都重庆大雾弥漫，如同黑夜。杨粲三仍照往日的习惯，五点多钟便起身了。
洗漱毕，走进书房，但他没有抄写《十三经》，练习毛笔字，而是双眉紧皱，手捧着九弟杨季谦的急电，呆呆地出神。
自从大儿子杨受百将此电交给他后，他已经几个昼夜寝食难安了。
在杨季谦的急电中，明确提出了形势危殆，请速调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册银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欧美发展，以确保聚行基业之不衰的主张。面对这重大的决策，杨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庄严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国几乎就只剩下四川这个最后的反共据点了！
据悉，解放军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进，看来重庆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国民党的官员们，地主、商人们，纷纷卖田卖地，兑换黄金、美钞，准备逃跑。去台湾、去香港、去欧美！
而杨粲三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作出如何的选择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拨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册银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欧美发展。这样聚行的未来或许还能前程似锦。不是很多银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吗！
可是，一想到出国，一想到洋人，杨粲三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总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伦敦街头因身穿长袍马褂、脚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围观、嘲弄的情景。难道从此就要远离故土，去当外国人吗？故土难离呀！父辈开创的基业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发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场搏杀，多少次的闯过难关，都得益于这块宝地呀！自己已年过花甲，难道要出去做异乡孤魂吗？他不由得一阵悲伧，涌出点点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我不走！"
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不仅口头上托人转告杨粲三邀请他进京共商金融大计，而且还写专函辗转交给杨粲三，请他进京。
杨粲三觉得很高兴，决定亲赴北京，为他的聚兴诚争得一席之地。
经过了周密的联络和安排后，杨粲三绕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上午，杨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监事及高级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聚行将不逃资、不出国，并抽调部分资金维持银行业务，保障员工生活，等候解放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待孩子们从南开中学回到家中，杨粲三又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他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解放军很快要来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段时间，外面很乱，孩子们必须留在学校里，家里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离开重庆。我要到北京去，为聚行寻找出路……"
杨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对孩子十分严厉，这时想到北京之行不测的前途和自己走后亲人们的安危，不觉泪光闪闪，有点动情。
朱夫人见状，也落下了泪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会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街头不时传出枪炮声的严峻时刻里，杨粲三毅然离开了重庆。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杨粲三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杨粲三顺利到达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派曾凌和李维诚前往天津迎接杨粲三。杨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认为共产党看得起他，对他礼仪有加。
到达北京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会见了他。南汉宸对他说：
"杨老板，对您坚持不出国、不逃资的爱国行为我们非常钦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拨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维持银行的决定也是积极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您能留下来，并来到北京，表明你对新中国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粲三见南汉宸对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了解，感到惊讶，又听到他一片赞扬之词，也非常激动，忙说：
"行长先生过奖了。我想，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在国内总比漂泊国外好，以钱维持聚行总比让它垮掉好。我这样做，于国家于聚行于我们杨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兴业、国华、金城、大陆、中南、和成、源长等八家银行的联营组织。
聚行参加联营后，在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帮助下，改革经营方针，转变经营作风，合并机构，裁减冗员，修订制度，从而使部分业务有了起色。但是联营只不过是在某些业务上进行合作，并不能统一指挥业务，调配人员，运用资金。加之聚行的经营范围被划在经济落后的青海等地，聚行从总体上仍未能扭转亏损，达到收支平衡。
杨粲三不愿将尚存于美国的数十万美金调回国内以弥补亏损。他觉得，这笔资金一旦调回，杨氏家族的资本将全部蚀空。他只是日坐愁城，消极应付。
这时，聚行职工和杨晓波、杨受百等杨氏家族的"锡"字辈成员，都竭力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参加公私合营，依靠国家的力量扭转聚行的亏损局面。杨粲三却仍念念不忘"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原则，坚持反对走公私合营之路，拒绝在公私合营的协议书上签字。
据有关文章描述，杨粲三在公私合营问题上思想不通，经杨晓波和杨受百多次工作，才最后同意的。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这样记述的。
一九五一年七月的一天，杨晓波和杨受百又来劝说杨粲三。
杨受百解放前就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的。他时常为父亲的顽固不化、死守聚行为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而头痛。但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是杨氏家族的最高决策者，他也不敢当面顶撞父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劝说。
杨受百见父亲并无欢迎的表示，只好硬着头皮说：
"爸，你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国泰民安，一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拥护共产党是民心所向啊，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难道我就不拥戴共产党？要不，当初我留下来干什么？"杨粲三颇不耐烦地打断了儿子的话。"说来说去，你们不就是想劝我参加公私合营吗？我也想好了，要参加也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杨受百迫不及待地问。
"第一，不要国家投资，保持聚行现有资产结构；第二，不要政府派人；第三，银行业务仍由我主持！"杨粲三不紧不慢地说。
杨晓波开始听杨粲三说可以参加公私合营，不由一阵高兴。待听完他的三个条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沉吟良久，缓缓说道：
"五爸，您这三个条件，实质上还是想继续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党和政府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是啊，我就是想保持聚行的私营性质。你们想想，官方如果投入大量资金，安插大量人员，这不是要将我们杨家挤出聚行吗？想当年，我和刘航琛、徐堪明枪暗箭，斗得那么凶，不就是想保持聚行纯商业银行的性质，保住咱们杨家的地位吗？聚行是我们杨家一手创办的，我怎么能看着它落入他人之手呢！"
杨晓波见五爸越说越激动，赶忙说：
"五爸，我们知道聚行是您一生的心血。可是现在聚行每况愈下，照此下去，只有倒闭。未必您愿意看着聚行破产吧？"
杨粲三长叹一口气，沉默不语。
杨受百乘机赶紧又说：
"爸，共产党的公私合营与刘航琛、徐堪想搞垮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新中国实行公有制，搞计划经济，这是大的时代环境。聚行作为私营银行肯定难以生存。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还是应当顾全大局，顺应时势，抛弃一己之念。"
"五爸，现在上海、金城等许多私营银行都已参加了公私合营，行员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我们行由于连年亏损，行员生活受到影响，全行上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都希望早日参加公私合营呢！看来，参加公私合营，依靠政府力量改变聚行目前的局面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杨晓波进一步劝道。
听着两兄弟的轮番劝说，杨粲三心乱如麻。他见杨受百还想说什么，忙说道：
"你们别说了，你们的意思我明白，还是让我再仔细想一想。你们走吧！"
杨晓波、杨受百见杨粲三下了逐客令，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退了出去。
杨粲三裹好一棵叶子烟，装在烟斗里，用火柴点燃，一口一口地吸了起来……
为了打消杨粲三的顾虑，动员他早日参加公私合营，中共西南局统战部、人民银行西南区、重庆市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都主动上门，给他分析新的形势，讲解党的金融政策，对比解放前官僚资本入侵和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不同性质，帮助他认清国家二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前途，对他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和耐心的等待。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杨粲三终于抛弃了"保持本行为纯粹之商业银行"的幻想，改变了固执的态度，同意申请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人民银行西南行根据聚行的申请，报请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聚行实现了公私合营。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杨粲三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逝世，亨年七十六岁。
（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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