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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急浪紧照扬帆
家庭暗礁
唐星海的"航"速应该说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帆风顺"。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让，固然可视做为新战旧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没有彻底服输，而且老父也在时时不放心，三弟更渐生了敌意。而厂中的守旧的保守势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扬帆前进中，也总是多多少少轻轻重重地遇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逆浪冲击。而唐星海毅然稳健地操舵前行，不为所动。
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间领班严重失职，依厂规理应开除，待找到那领班责问其车间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乱时，那老领班竟以"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相抗，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那老领班自持老资格，公然拦截唐星海的包车以老卖老大肆吵骂与无理取闹，唐星海十分冷静地对待，坚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答应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领班闹得也自认没趣，偃旗息鼓时，唐星海才声称出于老厂故交，赠给了那老领班一笔钱，就此了事。
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工头，一来是积陋成习，二来也是没有对制度管理引起重视，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
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
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
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
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
"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
"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
保谦公大不以为然地说：
"未必！未必！依我看还是漂染布牢靠，四时适销对路，不怕市场中断，四季长青，老少咸宜，这才是本分。那印花却花梢得很了！既有个季节性限制，又有那不断变化的需求，打个快拳还满好，怎保得长久？夏天过了，就少有人光顾了，待下一年又知人们喜欢上了哪一种花色？积压起来，可是大有风险的！"
听了这番话，唐星海只觉得老父越来越趋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谨小慎微，大体上已丧失了年轻的雄心壮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脱口反问您当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时逢此刻，他怎好开口？只好尽力平和地试图说眼地道：
"父亲大人，儿子已经一些与专门人员认真做过了市场调查，届时随时掌握好信息，灵活应变：适销对路时我们就加量印制；已过时的我们就不印。只要不辞辛苦，看准抓牢，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
尽管语气与用辞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来仍是不听父训，要一意孤行，老人动了肝火，斥责了起来，并搬出了陈年旧事。
原来，在唐星海主持庆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变故，特别是马日事变、四一二大屠杀，与后来的一些变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断，内地棉花无法运至无锡，沿海一带的棉花又被日商抢购一空，致使庆丰一度"断炊"，自当年8月15日起，被迫停产了十五天。这实在对"上台实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场很严峻的考验，自也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因无棉花而致停产的原因尽人皆知，可严重的后果，人们不会不终于归咎于主持人，何况人们的迷信程度还很深呢？——莫不是你这一身洋服洋气的经理"妨"的？董事们屡屡火急地过问不说，工人代表也一日数问：
"唐经理，什么时候开工？"
"十五天以后。"
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
可代表们仍是一再叮问：
"唐经理，到了约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证开工么？"
唐星海仍是果断地回答
"保证开工，绝不食言！"
十五天，不过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唐星海来说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实朋友与部属，特别是被保谦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顾叶舟、张秋舫，而且还调动他在学校与归国后新交的知友，真个是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地调动，才凑上了"口粮"，一批批棉花运进了庆丰，如期开工，实现了他的诺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职工，建立了威信。可却因此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产生了一种困集备需的想法。不久后，就远渡重洋，亲赴美国，订了一大批美棉，结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贯压制中国民族企业的心理，多方设难，垄断了远洋船舶，使唐星海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运输工具，眼看提货期已到，却不敢提货，濒临失望，他没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顿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货，结果此行竞赔了三十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庆丰来说实在是巨大得很的，幸亏了顾叶舟、张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着脸皮赊帐进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纪云也体念亲情从九丰面粉厂调给一百万元资金供其周转，才渡过了难关，这大概可以说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终生最大、最惨的一次失败，虽说时隔数年，唐星海已不仅为庆丰赚回了几个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严厉地说：
"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
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
"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
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
"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
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
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
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
"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
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可兄弟间至今日的不够和睦，还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来乏于现代管理经验，却时时欲染指庆丰漂染厂经理一职！倘他真有本事，让他取而代之倒也罢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爱于他罢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辩，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着头，退了出来。
离开父亲的寝室，赶紧又去安排了下请医生的事，稍一空下手来赶紧将那全套印花设备运去上海保存了起来，以免再传到老父耳中，惹出烦恼。可是，这种烦恼，除非人真个地下有知，保谦公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尽管唐星海竭尽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医院，并自请了不少上海、无锡两地的名医，可是人力无法可回天，保谦公也自觉无望，临近病情恶化，坚持回无锡，他必须死在这个他们唐氏借以发达的故居，安安稳稳地葬在祖茔，回无锡严家桥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长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岁，系仍按故习以虚龄计算，当时当然要报寿为"七十一"）。
枯枝连弱枝，保谦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档、老亲家，此时早已隐居且自号为"退庐老人"的蔡缄三。在强撑着吊唁了保谦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半，便追随其老友兼亲翁于地下了。
保谦公的葬礼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隐患也是巨大的。
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
"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
"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
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
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
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
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
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
"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
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
"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
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
"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
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
"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
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
"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
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
"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
"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
"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
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
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
（肖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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