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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二、三号：请赴"天原"观"天盛"
他凭了雄厚的知识资本与高远的人生抱负，从极微小的味精开始，不弃埃土以成高山，不捐细流以成大海，他赚了大钱，却绝不大花钱。因为那些钱是奋斗来作为实现救国图强这一远大目标的基础，他毫不犹豫地又都投入了新的化学工业之中。
他也证明了，知识才是景可靠最宝贵的资本，不断丰富与加深的知识，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资本"。
天厨厂终于从几颗微粒变成了大厂，为它的股东们，特别是为吴蕴初创造了可贵的财富。说可贵，就因为这些财富到了吴蕴初的手里又发挥了可贵的作用。
佛手味精大量生产，自然所需原料也随之猛增，这也就越发显出原料的重要性了。吴蕴初制造味精的原料，主要是面筋，其次是盐酸。面筋的来源，除纺织厂供应外，还有自己的淀粉厂，都是就地取材，数量上也能得到保证，是不成问题的了。主要的不成问题，次要的有了问题，也就上升为主要了。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生产盐酸的厂家，国内用盐酸基本上靠进口，也基本上靠从日本进口，自是价格十分昂贵，日商也往往用以卡中国的民族企业。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二六年吴蕴初就很想自办个电解食盐厂生产盐酸，为国家增添个化学工业项目，争口气，摆脱日商的钳制，甚至将日货挤出中国。但当时因制酸耗费的资金太多，他那时只是想想罢了，可要去做却丝毫没有经济能力。如今，有"天厨"做后盾，办厂的条件已具备了，完全可以办了，何况又有天厨的原材料之需？更何况日货已较以往的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抵制日货的呼声越来越高，说不定几时便断了来源；更重要的是用味精抵制了味の素是应该的，那么有了条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盐酸也抵制并取代日本的盐酸呢？二是味の素被挤出了中国市场，日商一旦省悟了味精的原料中有盐酸在内，串通起来，用以控制甚至破坏味精生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三是天厨大批生产之后，吴蕴初才更痛切地体会到使用盐酸的极大不合算：盐酸属危险品，必须用防酸陶罐盛装，运输中须格外采取保护手段。包装、运输费竟高出盐酸本身价格许多，一箱净重仅五十公斤的盐酸，一般到中国的售价高达四两白银。岂不是花了许多冤枉钱？有了自己的盐酸，不但自己用起来方便保险，无形中省了一半钱不说，还可以解脱国内一些厂家所受的日货控制与盘剥。
有此种种，吴蕴初便决心将电解厂办起来。可是说来也不容易，尽管理论上已经掌握，可是理论到实际还有段距离，要保证投产还得花费一些心血去探讨研究。国内又没有先例，无可参观借鉴，自是要费不少的功夫、要下不少的本钱才能研制出来，再则，设备呢？难度都不小。但是吴蕴初决心办起来，金钱他毫不吝惜，投到科学实验里，失败了也值得，精力也是如此。他于是便开始收集材料研究了起来。或是"真心感动了天和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出现了：越南有个法国人办的盐酸厂，由于经营不好，刚好倒闭。它倒闭的是时候，吴蕴初得到消息也是时候。一闻此信吴蕴初抓住良机不放，当即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了越南的海防，亲自仔细地考察了那个厂的设备状况，对那些机器的性能，使用期等要点一一做了确认：电解槽是美国产的，机器是法国造的，在当时称得上一流，且使用时间也不长，产品的质量也基本上与日本的相当。自是更加喜出望外。经与那法国人磋商，以九万银元的价格购下了这全套设备。那法国人本是困窘已极亟欲脱手，对吴蕴初肯出这大的货价，千恩万谢，口口声声定按合同办事，可是只办了一半：全套设备运出越南。另一半却用"假货"做了搪塞。合同规定：由卖方派出一名工程师赴买方负责安装全套设备，直到正式出货为止。可卖方派来的，是否工程师无法得知，但对安装这套设备却根本是个外行！这使吴蕴初很气恼。可气恼有什么用？他只好亲自动手，所幸他还熟于此道，否则岂不要糟？
机器尚未到达时，吴蕴初便先期赶回，迅即集资二十万，在上海周家桥购置了地皮，建起了厂房。还是厂名先行，因其是为天厨味精厂提供原料的，故吴蕴初为它取名为"天原电化厂"。且"天原"还有天府乐原之解，自是响亮而吉祥。
不到一年的时间，天原厂于1929年正式投产了。日产盐酸两吨、液碱四吨、漂白粉三吨。这些产品与味精一样，在此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如果说有，那么天原电化厂就是第一个，为中国的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起点，不仅是标志着吴蕴初的化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其拓宽了前进道路，而且充实了民族工商业的实力，壮大了工商企业的阵容，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产量在今天看来是很小，然而在当时却是很大的。盐酸一项不仅满足了天厨的全部供应，而且大部分外销，解决了一些企业的急需。碱与漂白粉则全部销出，市场上见到了令人扬眉吐气的国货！而且这国货也很值得国人扬眉吐气！商标也与佛手般巧妙得出人意表，亦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产物；一幅阴阳分明、八卦清新的太极图！妙得很，电解是阴阳两极，是现代科学才发现并应用的，可那奥妙无穷的太极图却远在上古，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是傲慢不可一世的列强们的故土上还是一片蛮荒，其祖先尚在衣革裹草、茹毛饮血时就已神奇地问世，它阐述着大千世界的根本理论，预知这"阴阳"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相对而生、相互依存的真谛。"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阴阳之理早已产生了几千年，如今运用起来，只是顺理成章而已！大张了民族之气，又甚是自豪地激励了国人，销路也因之而得以开阔，真是一举数得。这也是吴蕴初才智之外，民族气节与爱国忠心的创造结果。
商标不凡，产品也不凡，质量绝不次于日货，且有过之，而那成本之低，又是日货绝对难以望其项背的。质量好，销价低，国货！国内应用的企业，哪个不争购天原电化厂的"太极图"？日货当即冷落不堪，首先是盐酸被狼狈地赶出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市场。漂白粉更显出了它的优势，因为它是时效性很强的化工产品，它的主要作用：漂白，是以出厂一月内为最佳，过了一个月就要减效，时间长了更会失效，保管条件要求又高，尤忌潮湿，见水就会因产生反应而当即失效，无论是过期还是由于保管不善等原因，一个不慎就会变成一堆废物，反成了负担。洋货远渡重洋，当时又主要靠的是时速尚不很高的轮船，几经装卸，跋山涉水，很长时间才能运到中国，就算幸未遭什么客观条件的侵蚀，又登岸即售，也较天原这得天独厚的就地产销相差甚远了。洋货价格又要略高于"太极图"——这是吴蕴初的得意安排，包括味精在内时刻灵通地掌握相同品种的洋货的价格信息，使国货始终跟踪保持略低于洋货的水准。人们又不是傻子，何苦弃堂堂国货而不买，却去买那质量不保、价格又高、尚被国人鄙夷的洋货呢？烧碱亦是如此，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外商的震动则更大。可惜那时候国弱式微，列强欺侮已惯，眼见得竞争不过，就耍起了他们一贯的蛮横，欲用他们在中国抢到手里的特权横加破坏。首先发难的是老大帝国英商的卜内门洋行。当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又在财力、势力上相差悬殊，迫得吴蕴初无奈，只好求人、花钱平息了这场风波——可为之一叹！
风波平息了，吴蕴初又致力于发展，因为他一心要填补好这项国内空白，而市场已越来越供不应求，唯有力图拓展。便于一九三一年增资扩建，为了更全面更完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吴蕴初在制定好天原的扩建计划并做了具体安排后，便启程远渡太平洋到美国去参观学习。对美国的发达先进他是在读书时即有耳闻的，如今亲眼一看，更具体地领略了人家的发达、先进与富裕，与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相比简直是无以置信的巨差。这令他喟叹不已，也痛心不已：古老的中国有它高度文明的光辉历史，两千年前的汉王朝，一千多年前的唐帝国，是何等地令世人敬佩；伟大的中华民族，又涌现了多少令人瞩目与崇敬的英雄人物与学术精英！可如今具有那么多值得骄傲的古老的泱泱大国不仅颓朽破败，任人宰割，而且穷得与人无法相比！他泪在眼中转，血向心头滴，爱国自强之心益发坚定了。因此，他毫无心思去领略那异国风光，只全副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参观学习之中，收效甚快，收益颇丰，回国后，脚一踏进厂内就当即着手改进，并不惜重金送厂内的一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去进修学习。
一九三三年，吴蕴初又对天原厂进行了二次扩建，生产能力更加明显提高，市场上源源涌入了威仪而鼓舞人心的"太极图"，洋商们大为惊恐，也大动了肝火，不惜赔钱，针对天原的产品一再降价倾销，各路洋商纷纷出动，其势大有包围、吞噬天原之概。
吴蕴初不存任何幻想，严肃地面对现实，向股东们冷静而有力地分析了竞争则存、后退则亡的道理，而"我们为了民族工业的利益和生存，唯有降价竞争！也唯有大大发展民族工业，使国富民强，才能摆脱被掠夺被欺凌的屈辱局面。为此，就是赔上了也要与洋商周旋到底！"
降价竞争。天原由于得"天"独厚，成本原本就相对为低，质量又好又可保，利润较大，降价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因而几个回合过去，天原产品价格尚在成本线以上时，一些洋商因其产品已降到了成本线以下，纷纷偃旗息鼓败下阵去，唯余下了英、日各一家分别为产销硝碱与漂白粉的厂家。日、英两厂仍不甘休，恶狠狠地作殊死之斗，将本已降在成本线下的价格继续压低，以致拉得天原产品也很快地降至成本线下，且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吴蕴初早有准备，尚在激战前夜，他就预料到贪横斗狠的洋商凭其"重兵"在握，绝不会善罢，即使动用"后备军"也要分个胜败高低，倘不"预伏奇兵"是很难战胜强敌的。因此，他一挥回击的战旗，就刻意研究降低成本的方案，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原产品没有降下成本线几天，便又因成本下降而在成本线上了。
对烧碱，吴蕴初采取变晶体为液体的手段降低成本。电解后本来就直接产生了液碱，须经沉淀、结晶等工艺处理方为晶体。如今直接出售液体碱，不但省了工艺程序，而且用户可以不必费事再化，直接使用。"天原"本得因是国货的"天缘"，又得地利，出厂即销。这是洋碱无法匹敌的，他们总不能将液碱跨越千里乃至万里直接运来。同时，吴蕴初又采取了新的工艺手段，进一步降低了碱内盐的含量，因而提高了质量，方便，又好，谁不买国货？
对漂白粉，吴蕴初采用了改换包装的办法来降低成本。他把原包装的一次性的木箱，一律改成了可回收循环使用的铅皮桶，综合概算可降低费用百分之十五左右，登市不久，就将已被洋商苦苦牵至成本线下的烧碱，又相对地推到了成本线上。
初时，英、日两商还苦撑不已，虽已"损兵折将"到了元气大亏的程度，而"天原"仍然傲然挺立于疆场，并且毫发无伤，两商只好哀叹弗如，认败服输而退避三舍了。
一场激烈、艰苦而又持久的商战，在吴蕴初，闻惊变而不乱，遇强敌而不慌，料敌机先，运筹帷幄，于强敌环伺间，太极在握，屡出奇兵，终以"天原"全胜而告终。综算起来，整个大战期间无亏有赚，更重要的是大大地扬了国威，出了国人久抑的一口气，在市场上更牢地站稳了脚跟，得以兴隆发达，这才是根本性的胜利。
大战方歇，吴蕴初就带着战后的疲劳与喜悦，马不停蹄，又亲赴欧洲考察选购生产硝酸盐的设备，并就道专程探望了已定居瑞士、年登耄耋的老恩师杜博。
回国后更是励精图治，对天原电化厂则依最先进的手段不断扩建厂房，改进工艺，增置设备，使其产量、产值、利润持续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前，电解槽已由建厂时的五十个增至三百个；产量也与这一数量并进，恰好也是初产的六倍；资本则发展到了一百零五万元，已成为规模可观的大化工厂了。
也是归国不久，几与强化天原的同时，吴蕴初又办起另一个"天"字号新厂：陶器厂。
尚在归国途中，吴蕴初就深切地感到创办耐酸陶器厂已经条件成熟，而且势在必行了。中国的陶业虽精，却从未烧制过耐酸陶器，因为千百年来，尚无那种必要。近代化学有了酸类产品，它才应需而生，当然是"生"在产酸的外国。直到此刻，天原盛装盐酸的"盐酸甏"还是日产。价格昂贵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不彻底，如味精般，必须全部原料都能自产自给才行。可生产耐酸陶，也不是很容易的，不像一般改变一下工艺就可的新式陶制品，那要有科学研究的参数在内的。吴蕴初硬是凭他的化学基础与曾制过矽砖、锰砖的经验很快地"啃"下了这块"骨头"。在归国的当年，即一九三四年即着手实施；在龙华济公滩购了地皮，亲自带人由厂房到设备全部自行设计制造出来；聘请了曾多年从事制陶业的李思敬担任厂长。吴蕴初运筹有方，李思敬操办得力，几个月后，一九三五年初，便正式投产了。窑炉是新式的，机器是绞拌挤压机，原料是取自天然的著名的宜兴陶土，整体生产方式为半机械半人力的组合。初始时月产量为二十一二十四吨，产品除满足天原的需用外，还销往国内的化工厂与军工厂。厂名仍是吴蕴初的巧思，以产天原产品盛器为因，取做"天盛"。当诸多游商打快拳似地逐利于浅层经营时，吴蕴初立足长远，出发点高出一筹。踏踏实实地构筑着基础化学工业，不断向深层探求，以"天盛"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化学陶器的空白，天厨——天原——天盛，如同化学的连锁反应方程式一般，互为动因与补充，形成一个完善的天字号系列，虽有先后之序，却在国内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化学工业企业，这贡献不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么？
天字第四号：请以天利效家邦
一九三三年，几与筹备天盛的同时，吴蕴初又动脑筋于白白放走的氢气。也恰逢时机，又筹划起了另一个天字号的化工厂。
电解食盐时挥发出的大量氢气，只得少数用于制酸，余下的大部分均因"无用"而放掉了，对这制酸已多余却很难得的化学元素，吴蕴初只觉得弃之可惜，却又一时没有利用的手段，正急于无措时，美国人送机会上门了。美国老牌大企业杜邦公司余下了一套设备，正在寻找买主。原来杜邦公司为了搞合成氨的试做，在西雅图置了一套相应的设备。试验完成了，设备也就无用了。一时又找不到买主，就想到了在当时已很有名气的中国吴蕴初，于是主动上门来销售。吴蕴初一来是因制作硝酸会引起与军事部门打交道而犹豫不决，二来，一个刚只做过一次性实验的机械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虽无异于全新，但在美国杜邦公司这样显赫的大家来说却应被视作淘汰下来的处理品。因此一半真一半假地表现得很不热衷与积极，而卖主见吴蕴初并未拒绝，只是犹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动。吴蕴初便索性大杀起价来，将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变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脱手，居然答应了下来。十八万已是"处理价"了，再只花九万岂不是便宜到家的拣了个厂子？吴纽初便筹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苏州河畔购了块地皮兴建起了厂房，甚顾信誉的杜邦公司更依约派了位责任心很强的工程师来负责安装。一九三五年试车生产并继之投产运行。果然难度不小：虽说日产量很低，不过四吨，可全上海由于当时对液氨尚无认识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吴蕴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为，可为了救国强本，开拓化学工业，他必欲为之，这就是他常说的，特别是办硝酸厂时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又再赴欧洲考察并选购法国的成套设备，又认真地参观学习了一段，才回国亲手安装了新设备，一改往昔市场"黄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亏一位日商帮忙，才打开了销路。
这个日商经营的是青岛的"维新工业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试用之下，觉得甚为"约西"，便不但大量购买，而且到处宣传，甘做义务广告，使销路大开，一天强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吴蕴初将其厂名也顺应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厨——天原——天盛的连锁反应的分子结构式上又多了一个反应链——天利。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吴蕴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学时以篆体刻在汉白玉章上，再传给儿子为座右铭。
天字第五号：请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重债，绝非其无条件投降能偿还得万一的。唯有化做严重的历史教训铭记于中、日子孙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来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吴蕴初这位高尚的爱国者，怎肯与敌合污？他忍痛弃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设备，冒着巨大的危险迁往了内地，并请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开办的香港天厨分厂。一面努力医治企业的战争创伤，一面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他去新疆办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时目的与为国开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长远用心。
新疆地处僻远，远离抗战前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仅可增进其工业底数，而且就算日寇再扩占内地，对新疆也是鞭长莫及，可为国家保留一块基地。到新疆去办企业，在当时一些企业家中恐怕根本没人想过，首先是犯不上，远离繁华，千里蛮荒，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搭上老本；而那个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无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却步。莫说主动，就是有人甘愿出钱请，许多企业家也会摇头拒绝，吴蕴初却甘之若饴，自不是为钱，而是为国。
吴蕴初经过考察，觉得新疆的化学工业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兴办。由于审慎得体，不仅取得了盛世才的认同，而且这位"主席"大人更是积极了起来。于是，吴蕴初两入新疆，并带了个化工小组进行考察及与有关人士协商，很快在天山脚下筹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术专家沈祖囗为厂长，招聘得化学家沈熊庆为副厂长，产品首先针对边防军的弹药、筑路、开矿的所需，以炸药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吴蕴初不仅要身在重庆主持医治前四厂的战争创伤，还要南下香港，北顾天山，实是为国为民自承了重务。
入"天厨"，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实是无限风光！
金钱在他手中的化学反应
如果将他的事业的每一个进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学的反应，那么，金钱则是每一个反应环节甲的"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与化学的反应过程，而不参加反应结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结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吴蕴初对金钱的要求，只在于"足够"，而且这个"足够"的标准并不高，相对于他的获得而言，甚至可说是很低很低。这个标准也正是传统的"贫则独善其身，这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们行为准则的发展与延伸。当他家境清寒，读不起书硬要读书尚须贴补家用时，即"贫"时，他拼命地用功学习之外，要教学，要为了几文甚至一两文钱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桥卖苦力，只为"独善其身"；到他"足够"而大有余时，名声也已大盛，即"达"时，他又以较"足够"数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济天下"。所以说他将这一闪光的古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得甚为典型。他一贯如此，一生如此，下面仅择要举出几例：
兼济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为国做智力投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为春烂漫。
吴蕴初是极力向化学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着眼点既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也不是为个人独攫巨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他不但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甚至设法让别人能超过自己，起码尽量多地为国培训出化学人才。
当一九二八年，天厨厂为他和他的同伴股东们刚赢了五年利时，他觉得他已达到了"足够"的标准，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组建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顺昌路）租下了房屋，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相应的化学试验仪器与试剂，聘请程在章博士为所长，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员，他则自任为董事长，研究化工产品与接受化学研究的委托项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合并，该会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选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为理事长，吴蕴初则为副理事长。恢复了《化学世界》杂志，还办了小型图书馆。这是个对吴蕴初来说只赔不赚的"买卖"，然而他乐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资自己试验，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胶人造丝等项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所也成功了不少试验项目，如抗战前对饮料、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都有进展性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进行了军工方面的实验及对四川的一些地产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够"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积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由他出五万元做为基金，聘请几位化学界人士为委员。同时又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化学奖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投资捐办了理化教室。由基金会主持每年对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与高中一年级学生分别考试，从中选出十余名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发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费用，标准三百元。获得这种奖金的多为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绩，这种奖金只于一年级时获准资格便可一直领到毕业。而吴蕴初却掏出了他全部专利所得，须知此时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为关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当年相类的学生，也为了鼓励更多的化学学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乐为了。而前后获奖的近百学子，且受其鼓励波及的更多的学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济的普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办实业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吴蕴初的味精获得国外专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依据奖励工业产品法，准予天厨保持专利权五年。此时佛手味精正炉盛火旺，虽价格一直在"味の素"的批发线下运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连包装在内）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味の素"又已处于狼狈的境地，天厨独自垄断市场别说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润也是绝非一九二八年天厨本身可比的。可是，对这可获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专利所得，吴蕴初却是拒不肯受，据有关文章记载，他说：
"一个天厨味精厂对我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提倡与便于国人从事此项事业，我甘愿放弃国内的专利权！"
这一爱国举动自是深受各界赞许的，类似味精的厂家也就兴办并越办越多了起来，一时间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麦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鲜味晶"、天香厂的"味宝"、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拥入市，国货充盈，使得味の素无立足之地，很快地从中国腹地被扫地出门，缩回了大海之中。仅东北一地凭了日本的特权保留了一块市场，吴蕴初正是需要的这点。
一九三三，张逸云病故。可惜这位智达见明又宽厚的企业家不寿，而子女又因纨绔而骄奢，堕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惨逻辑之中，恣意挥霍了起来。因天厨是无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吴蕴初为顾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将天厨改为有限公司，清产作价，资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润分红在外）。在吴蕴初的主张下，由这两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总资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进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计数按比例发给每一个职员与工人。这样一来，原来天厨味精厂的所有的职员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股东了，自是皆大欢喜，积极性高涨，自也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绝不否认，天厨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间裂变成四大厂，赚了许多钱，都基本是吴蕴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经营的结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认为他的所得理所当然，而且还是不断地向别人让利。比如，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终身总经理吴纽初发明权报酬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等。这项发明权报酬量是大得无法预估的，仅一九三六年天厨的味精产量就已高达二十三万公斤（不是当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来的公积金会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谁预估得出？那数量大得将是十分惊人的。可吴蕴初却在1936年公积金尚未结出的时候，便正式以书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写给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对此点做了明确地决断：
"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住这点提出两点：一、质量不好；二、必须修好。倘能有所赔偿，愿为保密。洋行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誉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还赔偿了一架小型全金属教练机，反而赚了钱，于是大出风头，味精赢利也大幅度增长。
身外虚名何足计
吴蕴初的名气，随着他的事业的不断成功而越来越大，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屡有大义光明之举而不断提高。具备了这种社会优势，再加以国民政府中也有识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为了与德国洽商，授其以资源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赴德全权谈判。他代表了中国，争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庆后，又正式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也做过参议员。但他对这些头衔向不为意，只是由于有了这一串"委员"，可有利于发展他的事业，他才挂起它们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参议"，他却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开发新疆，开创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国府的嘉奖，"国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还亲自将一枚"景星"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着，由国民党要员亲自出面，双手为他送上了"党证"。他却从不佩带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勋章。更不以国民党员自居，要高人一头。他只是用党证吓唬过特务，并以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务跟踪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引退"之前，曾亲自召见了他。蒋介石被急转直下的形势逼得除大骂"娘希匹"之外，已无法可想，却将希望转向一些社会声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些人出面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吴蕴初便是被选中的这种人之一。蒋介石对吴蕴初一向客气，他虽然不能像对刘鸿生那样称呼"阿拉宁波人"，可对吴蕴初却可以说"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见或宴请吴蕴初，都表现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时局向吴蕴初"讨教"，并说：
"我决定请你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并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与中共谈判，我也知道，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
做经济部长，好大的官！可绝非吴蕴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势下，他也不愿当官。因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备了振兴实业、强国强民的相当条件，凭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况如今又是这种局势？谁胜谁败，在他都无大关系，只要能振兴实业就好。眼见得是国民党腐朽不堪，共产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这种谈判之中。因此他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骤得如此高官，受宠若惊；也没有什么失态的举动。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所以脸上也是平静的，听毕蒋介石的话，只是淡淡而诚恳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辞，蒋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虑"为结。
他也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实地放在化工企业上，"无暇他顾"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以后，周恩来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即驻在重庆，并兼领导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号，被人们称做"周公馆"的简陋房子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吴蕴初初时一心扑在实业上，虽耳闻周恩来是个非凡的人物，可并无心去仔细过问，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园"民主之家受到过周恩来接待的民族企业家一再向他夸赞，才引起足够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贸易界的一些头衔能很便利地见到周恩来，不似别人那么特别小心。在数次交往后，他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见解，无不深为佩服。后来，国民党严格地监控起来，以吴蕴初的素性，有了这种麻烦，他必不肯因为个人印象与交情而费心费时影响他的事业再与之交往，可他对周恩来不同，仍是设法保持往来。抗战胜利后，他更见到了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方面积极设法甚至不惜电令大战犯、日寇侵华总司令同村宁茨就地等待国军接收，抵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所谓"进犯"；另一方面却做出和平态势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八月二十日再度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同机飞到重庆。
为增进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谈判期间举行了数次座谈与会见，工商界自也在邀请之列。为使被邀的人士无后顾之忧，就决定由中共与一实业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请。由中共干部、与实业界有联系的胡子婴、罗叔章物色人选。在找了两位遭拒后，胡、罗二人便通过吴夫人戴懿提出了请吴蕴初出面这一要求。吴蕴初与夫人认真商讨之后，当即打电话给罗叔章，相约在天原电化厂所在地猫儿石一见。吴蕴初在与罗、胡二人议定后，便与王若飞联名发出邀请。
九月十七日下午，应邀而至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学会及西南实业学会三个团体的代表：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人，来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上清寺的和桂园。在会客室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讲完话后，吴蕴初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到会者发言，到会者却以为他这个东道主应该先讲一讲，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吴蕴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发展工业以图实业救国的发言。
这次会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与民族资本家是朋友，绝不会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工商企业家们都大大地放心，决心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专派了王若飞、邓颖超往天原厂向吴蕴初辞行，并做了亲密无间的长谈。王若飞盛赞了吴蕴初烙忠敬业、重视公益的高尚精神，将其誉为"化工界的一颗巨星"，并邀吴蕴初有机会往延安看看。吴蕴初也盛赞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邓颖超的敬意。谈话完全是以私交形式进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泽东、周恩来自不待论，王若飞倘若不是飞机遇难，在新中国一定会有他一个重要位置，且也必为新中国增誉立功。他对吴蕴初的评价是出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飞能活到建国时，吴蕴初也必及早与其联络。
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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