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孤独地来到尘世之中，又在其中遭受各样的挫折和苦痛，总难免有要
寻求外在慰藉和关怀之渴望；这种渴望能否被解决、解决的好不好，将直接
关系到个体的身心是否会得到健全的发展；而最终这将直接影响到个体所构
成的整体之内部，能否维持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这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对任
何一个社会的长期存在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如果个人的孤独感不能得到
有效而及时的排遣，就有可能会导致变态、进而引发个体充满敌意的对外界
之排斥，这种排斥心理更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情感的距离，反过来又
更加剧了他的孤独之感。这最终将使构成社会的个体之间互相游离，个体和
个体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不和谐性愈演愈烈，并必将导致人与人、集体
和集体之间产生冲突。长久以往，这终将引致建构于互相关联之人群基础上
的整体社会和文明的解体。

　　教堂仪式发展到了今天，实际上已渐渐成了西方社会中用来维系个体之
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互存关系，协调和缓解他们之间之矛盾和冲突的一个
有效方式。已经仪式化、程序化的以教堂为单元的成熟的宗教信仰，就起了
消除潜在之冲突和不和谐因素之社会润滑剂作用。这在长期上看，更对遏制
西方文明的再次迅速走向解体，起了重要的作用。

　　宗教当缘起于原初人对自然的敬畏。要把敬畏之情表达出来，主要通过
两种方式：有形的动作，和无形的声音。前者导致了包括舞蹈、绘画、雕塑
等艺术形式，和固定的膜拜仪式（如教堂礼拜）的产生；后者则导致音乐（
如圣乐）的出现。西方的宗教文化，就包括了所有这些丰富的方面，而教堂
就是所有这些从形体的艺术仪式到无形的歌咏之所有形式之最主要的表现场
所。

　　从有形的艺术形式而言，中世纪以来的诸多艺术作品，都是围绕着宗教
这一主干展开；天堂、地狱和人间，及生活于三层空间之中的神、鬼、人及
其喜怒哀乐，便构成大多数伟大艺术家之作品的最主要的素材和主题。不过
对我而言，更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基于教堂的圣乐传统。坦率地说，我是非
常喜欢圣乐的，那些古老的管器里吹奏出的抒缓的声调，伴随着优美的和声
清唱，尤其是在静夜闭眼倾听之时，确实总有让人的灵魂得到洗涤之感。莫
扎特的作品中的多数都算是圣乐，听他的曲子，就每每总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予人以和谐之美。这样的音乐，尤其适于困顿忙累之后去注耳倾听，它便
有如一弯弯清泉浇洒在枯竭的心田上，抚平尘世的沟沟坎坎。而贝多芬的管
乐大合奏虽然也是我极为喜欢的，但他似乎是特意要不世出的，在这个沉闷
而荆棘遍地的世界中，拿大斧头砍出一片可以照见阳光的地片来，然后你可
以躺在那里不受困扰地尽情沐浴着光明。这两种音乐之内在的不同性，是根
本明显的。

　　对有形无声的仪式、和有声无形的音乐于一个社会之重要性，两千多年
前的孔子，就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不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具有极高的
艺术修养和音乐天赋之人，更在于孔子对人生和社会内涵的天才而深刻的洞
识。事实上孔子对协调社会运作的基本主张，实质上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
开的。

　　孔子反复强调“礼、乐”的重要性，以为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
于“礼、乐”。这里的礼，简而言之，就是大到君主小到子民之形体参与的
一系列的形式化仪式活动，比如祭祀之礼等等；所谓乐，即是日常生活或仪
式里所演奏的音乐。

　　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国安邦，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和谐、稳固，
必合乎礼、正乎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这里是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要素来提出的。

　　颜渊问“为邦”之道，孔子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而如果“礼乐不兴，则刑
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如果再严重到“礼崩乐坏”，则这
个国家离开灭亡也就差不远了。可见在他看来，礼乐正否，直接关系到国家
之兴亡。所以当孔子听说季氏家竟然依帝王礼事，使“八佾舞於庭”时，怒
斥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为根据礼的要求，“天下有道，则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今季氏为人家
臣竟用帝王之礼，自然是无法忍受的了；后来当他听说季氏旅於泰山，施行
只有帝王才能进行的封禅礼时，就问冉有说：“女弗能救与？”？冉有对曰
：“不能。”孔子于是哀叹道：“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至此，他
已清楚鲁国之必要坏于季氏之手了：而后来果然就有三季之乱。

　　礼乐于小处看，则在于“博学於文，约之以礼”，陶冶人的境界、情操
，使人眼界豁达、心胸开朗，同时也知道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恭近於
礼，远耻辱也”，知耻而后方知什么该作，什么不该作。“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在孔子的设想中，无疑是一个社会要想消
除冲突和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这里的“非礼勿听”云云，远非后
代不成器的陋儒所解释的那样，连花枝也折不得，因为孔子本性情中人，否
则就不会有“吾与点矣”之叹了。孔子说：“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
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应该说也确实是颇有道理的。譬如虽然读书识礼虽有可能让人变的更加
狡獬、甚至坏其心术，但总的来说，还是使大多数人更加温文尔雅、彬彬有
礼、谦恭礼让，而这至少就可以消除一些毫无必要的小摩擦导致的冲突，从
而对社会起了润滑的作用。而一个爱好音乐（应该是指舒缓、柔美的音乐，
而不会是那些充满噪音让人更加烦躁的东西）、爱好艺术之人，若长期受其
陶冶，通常会变得脾气较好、性情更柔顺、性格更开朗、境界更宏远：而这
些既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要品质要求，更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保
证。所以子路问“成人”，孔子答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
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一个不通礼乐之人
，在孔子看来大概还只是一个原初之人、率真之人、披发左衽之人，这样的
人，是还算不上“成人”的。

　　当然，孔子对礼乐也是作了特定的规定的，而不是泛泛而言，正如前面
所讲到的譬如那些蹦恰恰的东西大概不会是孔子所提倡的乐一般，因为孔子
还曾特意指出：“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
，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换言之，礼乐是受了节制之礼
乐，而不是“骄乐、宴乐”，因此那些贪官污吏之家，虽说在人前总还是一
副道貌岸然合乎礼的样子，家里大概也是莺歌燕语不绝于梁的，但说他合乎
夫子之道，大概非要把夫子活活气转过来不可。

　　将教堂活动和孔子的礼乐理论进行一翻比较，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
。西方人大抵把上教堂作礼拜，看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仪式，许多更是合家齐
老携幼一起定期而往。而且都很认真地参与，包括正衣（譬如西装革履）等
；整个礼拜过程，又有十分严格的程式，包括提琴和排管（或乐队）之奏乐
、牧师之布道、志愿或请来之宗教学教授之讲解圣经、定时的唱诗班之伴唱
、信徒严格遵照程式集体起立、坐下及合唱，等等，大家上到主持人、牧师
，下到乐师和普通信徒，都表情严肃，各正其位，“循规蹈矩不逾矩”；信
徒在家里也根据要求，自觉地定期作些祈祷，等等。这些严格而规范化之程
式，和孔子所倡导的“以礼乐治国安邦齐家”，进三步退两步，实在有异曲
同工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夫子之道在东方渐渐没落而被人唾弃，而在西方宗教
社会里，或反倒有可能寻得知己。这或也算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又一个证明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