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日子

○林中雪

                     1 、春天时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年。
    那年春节，表姐要结婚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被母亲派往上海
去过春节。应该说我对上海向往已久，父亲公社的广播站里有一位知
青，她是上海人。母亲说你没有去过上海，想到上海去就跟着慧莲阿
姨去吧，她马上回去探亲了。我说好呀，我没想很多就答应了。
    有关慧莲阿姨，我对她挺熟悉的。
    我父亲在那个三泉公社是书记，三泉这地方就是水多。七六年的
时候还未通公路，从县城去，需先乘县航运公司的船，到了兴隆那个
地方的三岔路口，再换乘属于三泉公社的小船，有人把小船摇到三泉
镇上。我有时和妹妹从县城到三泉去玩，总要经过很多的曲折。
    慧莲阿姨就在三泉，我们在父亲的公社认识她的。她是上海的六
八届初中毕业生，本要去边疆插队，因为老家在这里，她就回乡来了，
是个回乡知青。她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年后，被抽调上来，先在公社的
食堂卖饭票，后在公社的广播站管广播。她皮肤白皙，人并不漂亮，
但也不难看。她的身材非常高大，像个篮球运动员。她一口三泉的土
话，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三泉人把孩子昵称为“小翘辫子”、“小出
棺材”，她称司务长的儿子也这么叫。公社大院里的女子少，她很得
人缘，和大家处得很好的。她每次回上海都要带些上海的糖果等给大
家。上海的东西在三泉很吃香，上海的商品在那里永远是最“高级”
    的。她后来管了公社的广播，常买回好多上海新出的唱片，因此
公社广播站放的歌总是很新的，吸引了那些整天在田里劳作的人们。
    有关慧莲阿姨，我其实还看到了一些应该是秘密的材料。
    那时，父亲每次上县城来开会，总会带很多过期报纸给我看（在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没什么东西读，常常饥不择食的），大体是
《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还有《参考消息》。有时他人不在，
我会自己翻他的包。有一次，就看到了有关一位公社干部的处分材料，
具体内容是这个干部犯了生活错误，附录里有他的一份检查，他写得
很详细也很形象。说是一个夜晚，闷热难耐的夏日夜晚，大家在食堂
里吃过饭走得差不多了。只有他还在慢慢地吃着，还有管饭票的慧莲
阿姨在数着饭菜票。这时候他忽然有一种欲望，想要抱住她。他就这
么做了，但对方使劲地挣扎，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得逞。但慧莲阿姨第
二天却没去上班，在宿舍里哭，妇女主任问了她，知道了情况。这个
干部就受到了处理。
    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害怕，觉得我不应该看，但是又
忍不住想看。当时我就觉得慧莲阿姨挺倒霉，怎么碰上这样的事。
    其实，父亲的包里常有些我不该看的材料，几年前林彪倒台的时
候，有很多中央文件，我都很仔细地读过，获得了很多“知识”。  
只不过，有关公社干部的材料更加感性而生动些吧了。有一次看到的
一个材料是有关他们公社一男一女两个干部的事，这个材料挺恶心人
的。
    那个男干部我认识的，长得很好的，像电影演员达式常，而那个
女干部是个管农机的技术员，材料很详细地写了他们认识接近以至有
了关系的一些细节，例如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如何亲热等等，看得我心
惊胆战的。一九七六年时，虚十六岁的我没什么可读，读了些不该读
的东西。
    春节前几天，我就跟慧莲阿姨到上海去了。去上海要坐三个小时
的汽车，沿途看到的就是江南农村的景象。
    慧莲阿姨家在上海的徐汇区，在新落成的上海体育馆的附近，那
时这个体育馆刚刚落成，上海人称它为“万体”，意即“万人体育馆”，
可以容纳万人，是最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气势确实雄伟。我，作为
公社书记的女儿跟着知青回家玩，身份也挺特别的。想象着应该他们
都会对我不错，事实也是这样，慧莲阿姨处处呵护着我。但实际里面
也有很多无奈的东西，这我一到那儿就感觉出来了。
    慧莲阿姨家非常拥挤，到了她家我才知道上海人的斗室是怎样的。
    她家只有两间房，外面一间很小，供吃饭，里面一间是卧房，也
很小，摆了两张床就差不多了。他家没什么家具，卧房一间的上面还
架了搁楼，供她的弟弟们睡。
    她家里的人很多，慧莲阿姨父亲早就没有了，母亲也老了，六十
几岁，一付劳作过度的模样，她已经退休了。她有一个姐姐，境遇还
不错，在工厂工作，长得比慧莲阿姨漂亮，比较娇小，看起来洋气，
也很干练，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有一个男朋友，但还没结婚，早就知
道上海人一般结婚都挺晚的。慧莲阿姨还有三个弟弟，三个呢，真是
不容易。一个工作了，两个（老四和老五）在读书，最小的一个不懂
世事的样子。老四跟慧莲阿姨最好，善解人意，他在叫“淮海”的中
学上学，和我一样，也上高二。家里有这么多的男人，房子又那么小，
又来了我这个“不明不白的人”，彼此都有点尴尬。
    慧莲阿姨的妈不多话，她的姐姐来去一阵风的，她的三个弟弟自
然不跟我说话，我显得挺多余的。春节时，其实大家是很忙的，我却
只有在那里发呆，有时主动为他们灌灌开水什么的。在上海十天光景，
基本上没有太快乐忘情的时刻（我以往的日子似乎也没有太快乐的时
候，所以我本身不会做感染人的事）。去过西郊公园，好像对那里的
动物印象也不深。也去“万体”看过一场篮球比赛，是男篮，忘了是
哪个队跟哪个队的了。
    最难堪的是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们家吃团圆饭，要送慧莲阿姨
走了，吃饭时，慧莲阿姨她突然哭了起来，哭得非常非常伤心。我想，
可能是她想起了一个人在农村的苦事，想起在公社的食堂里发生的难
堪事。她一个人在外，家虽然也不怎么好，可毕竟是家，有母亲和兄
弟姐妹，却又要离开了。也许她还想到了更多的，她当时已经二十八
岁了，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归宿一类，当时我不能想象。我那顿饭也
就吃得很辛酸的。最后我觉得完全不应该跟着她回来探亲和所谓的玩，
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的到来，也一定妨碍了慧莲阿姨很多事，
她需时时小心带着我。不过，这次我终于见识了上海的风貌，见识了
上海人住房的狭小，生活的局促。


                   2 、春天和夏天时

    从上海回来，我兴冲冲先往妈的棉麻公司去看妈。但我不习惯在
人群面前亲热地喊妈，这使妈妈公司的阿姨们诧异，背后对妈说：
“你女儿怎么不喜欢喊你啊？”妈回来说给我听，有点不满。这件事
印象很深。
    开学了，我继续上高二。七六年的学习依然是散漫的。七五年时，
我们学工，去了县的第二棉纺厂，在细纱车间。我们觉得接纱头的技
术与我们女孩有缘，很好玩的，学得非常认真，一下子就掌握了要领，
接起来很有“快感”呢。我们中的戴文娟，特别有纺织女工的天赋，
她的技术学得很好，接头最快，差点赶上正式的工人。学农于我们更
是家常便饭，每年都有两次，每次去“五七”农场，走很远的路自不
消说，有时劳动的艰苦也挺厉害，一次下水田扒粪，在水田里每个脚
趾间都嵌了黑黑的粪肥。
    七六年以及七六年以前那阵，学校常常会翻花样折腾，例如，要
在假期办“向阳院”，每个学生都要归属居委“向阳院”的领导，办
学习班。再有就是想方设法到清管所一类机构去联系劳动，我们曾在
早晨四点钟去清管所报到，和清洁工一起去扫街和清粪。
    到一九七六年时，学校又为我们重新分了班，把一个居委会的人
放在一个班，大约是学校和居委会要同时管理我们。
    分了班后，我跟年书芹坐，我们一起看着我原来的同桌一点点地
“堕落”。  我原来的同桌，叫美晴，我从乡下才转来时，就和她坐，
她对我开始还挺照顾的。她有好多年历片，常拿出来给我看。她常穿
着白色的“的确凉”衬衫，身上一股淡淡的香味。她说话的声音很好，
很嗲的。跟她常在一起的是叫“春燕”的女孩，因为班上的人都有组
合的，我才去实在融不进她们的圈子，就只有跟美晴在一起，一路从
学校走回去，虽然她不自觉地对我总有城里人居高临下的那股气势。
    美晴本来还清纯，后来就被人带“坏”了，那些成双成对打扮得
奇异的“时髦人”把她拉了过去，“时髦人”就是一群漂亮的男孩和
女孩，他们常逛街一起玩，像谈恋爱又不像，不停地换彼此的组合，
女孩往往能呼风唤雨，男孩常落拓不羁。他们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有
点“问题”的少年。
    美晴是和丽丽在一起才变的。丽丽气质很好，虽然她的眼睛很小，
但我们公认，她确实很耐看，她的头发也好，扎的辫子松松的，很大
方又有些慵悚懒的样子，据说很多男孩跟她好。美晴自从跟她在一起
后，也就变得异乎寻常地爱打扮，谈吐也变得出格，有了“时髦人”
    的味道，但是她在气质方面始终赶不上丽丽。美晴和一个足球队
的男孩子常同出同进，我们班有一个县级的学生足球队，因为我们班
主任是体育老师，所以把足球队就放在我班，他们学习是不行的，好
在那时不要学习。其实，美晴本来就有点好强和虚荣，正是虚荣性很
强，她才会变的，记得当时流行吹那种上海出的三分钱一块的长条形
的“泡泡糖”，她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她父亲在上海时，她一天吃掉
十块都不止，她一派炫耀的神情。那种泡泡糖包装是红白两色的纸，
上面有图案是一个女孩子吹了个跟她的头一样大的泡泡。
    年书芹长得很胖，同学们直呼她“胖子”。  胖子属于大大咧咧
没心没肺的那种，我跟她坐在课堂最后一排，这给我们上课开小差做
小动作提供了条件。有一阵子，我们使劲做绒球，先把毛线剪成一寸
多长的一段段，中间结起来，抖松，然后用剪刀修剪毛绒，成为绒球。
    我们拿着小剪刀在课桌下剪啊剪的，一堂课很快就过去了。反正
有些课也很少有人听，学工学农之余也就只在课堂里坐坐吧了。
    年书芹的家在军营里，她自然很向往成为军人，当时对青年而言，
当兵是最好出路了。但即使是军人家出来的，当兵也不容易。而这时，
县城里另一所学校——县中（我们是省中）里有一位女孩确乎要当兵
了，在县城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传言她很漂亮，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
家庭出身也非常好。同学们都谈论着她，能跟她拉上一点关系的都很
自豪。年书芹本来不认识她，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竟立马认识了她，她
兴冲冲地赶到她家，又用什么方法跟她套上了近乎，成为好朋友，还
跟她去照相馆照了张相片。她把相片拿给我看，我跟她说：“你又何
必呢，她去参军后，准保马上就忘了你！”她却说：“不要紧，有这
张相片让我看就够了，毕竟她是全县城的风云人物！”我实在不能了
解年书芹的热情。
    一九七六年，我们在糊里糊涂中就高中毕业了。我们高中是两年
制的，那时我只有实干五岁。


                     3 、秋天时

    毕业后，到了下乡年龄的就下乡去，没到的就在家里呆着。我的
好朋友怡，本是可不下乡的，但她母亲为了让比她低一级的弟弟留城，
让她下乡去了。我的邻居有虹和丽两姐妹，虹和我一届的，就去了南
湖农场了。那年丽不顺，竟得了肺结核，只好在家养病，养得她自己
能在家给自己打针，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我比一般的同学小两岁，看他们下乡，自己只好在家里呆着。呆
着也有一条路的，就是去“学工”，这个说法让人觉得是不是义务劳
动，其实不是，是有偿的。干一个月有十四元钱，前两年“学工”每
月还是十元，到我去的那年，涨到了十四元。我开始一直没去学工，
在家里钩钩花什么的。
    忽然传来了唐山地震的消息。那时传媒不是很发达，也就从收音
机里听到这消息而已（如果在现在，传媒简直会忙得不得了，觉得发
生这样的事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盛日”），具体怎样的惨象一点也
不清楚，光说死了不少人。这一下，全国各地到处开始防地震了，这
里也说要震，那里也说要震，几乎无处不震了。
    防地震时，妈妈很是烦躁，她确乎已到了更年期了。她把我们放
到了父亲的乡下，三泉公社。那些日子，我们过得一点也没有章法，
天天简直就像在盼地震一样，因为有消息说某天的某时会“震”，我
们就守着，可到时没有震，大家竟至有点失望的样子。然后又有消息
说这次某时地震是一定的了，大家提心吊胆地等着，却依然没有震。
    有人就说“不如真的震了，倒省事”，狼来了狼来了，却总是不
来，很累人的。
    那时，城镇乡村到处搭了防震棚，有单位搭的，有个人搭的，大
家忙忙碌碌，一派“天下有乱”的气氛。好在经历过一次次“天下大
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心灵洗礼”，大家的革命干劲还是有的，依然
挺得住。
    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几天，风声却越来越紧了。父亲很忙，也管
不到我们，我们只有跟着慧莲阿姨。有一天，有人说防震棚也不是太
安全的，只有睡到船上最安全，反正是水上，地震时水动对船是没影
响的，简直是万无一失了。刚好公社大院的门外就是一条河，也有几
条船，慧莲阿姨说：“不如我们搬到船上去睡吧。”我们跟着她跟船
主谈好了条件，就睡到了船上。哪知道船上非常的闷热，一点不透风，
简直热得人睡不着，睡了两个晚上我们就无法坚持了。大家折腾着又
回到防震棚。却又碰上了天下雨，防震棚漏得一塌糊涂的，让人心情
更加烦躁。最后不知是谁说了句视死如归的话，说“这样折腾下去，
不震也要累坏了，不如搬回房子里去，震也随它了，听天由命吧”。
    大家竟非常赞同，纷纷自说自话就搬回家了。干部跟他们说现在
的中心任务就是抗震，他们也不理睬，说震死不怪人，是自愿的。后
来果然一直没有震，慢慢的防震也就偃旗息鼓了。
    到了九月九日时，毛主席就死了。对了，这一年的春节前，周总
理也去世了。周总理去世时，我们头上都扎了黄色的蝴蝶结以示哀悼。
    （在我们那里，直系亲属死了要戴白的，旁系亲戚死了，要戴黄
的，总理没了，自然戴黄的。）我们扎着黄花在辫梢上，还确乎觉得
很漂亮，走在街上竟还有些趾高气扬的神情呢。周总理去世时，我们
还去学校，虽然没开追悼会，但我们还是有“组织”的，等到毛主席
去世时，我们连“组织”也没有了，居委会也不把我们当什么人看，
我们只好听着门外一遍遍地放哀乐。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也不错，但
还是没有像那种老农民那样，一听到他的死讯就哭的地步。


                     4 、冬天时

    我在家里呆了一阵，后来就去“学工”了。
    我去的是县的糖烟酒公司下属的一个糖烟酒店。那个店在一个繁
华地段，店里大约有七八个职工，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这个店里的
负责人，他简直负责到了极点，一心一意为公事操劳，他连一把扫帚
的事也要过问，常见他动不动训斥职工，说他们是败家子，一副凶神
恶煞的样子。正因为有他这样的公心，大家干起活来都是很卖力的。
    我先在那里称干果，什么桂圆啊干荔枝等的，先分装到纸袋里，
然后称重量，包扎好。我那时未吃过荔枝干，不知什么味道，但从没
因为分装的便利而尝一个，没有。店里一位老奶奶型的店员对我很照
顾，教我一些称东西扎东西的方法，后来我变得称东西非常熟练了。
    接下来就开始站柜台了。很奇怪店里对我很信任，那位主任也没
有谆谆告诫站柜台卖东西，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卖东西很忙，也很无聊。我先卖的是饼干，只有上海的饼干最好
卖，我们几乎只卖上海饼干。畅销的有米粉饼干和奶粉饼干，八角多
钱一斤，我卖着就觉得非常的香，但也没有想要吃一口。
    饼干柜台有一个男青年，很老实的样子，有时我和他当班，我们
从不说一句话。
    常来饼干柜台买东西的一个少妇跟他很熟悉，她只买一种叫杏元
饼干。据说她是一位知青，和乡下的一位什么人有了一个孩子，她就
带着孩子长期滞留在城里，究竟什么人是孩子的父亲，据说都不知道。
    她的生活想来是很拮据的，穿得不很整齐。有时抱着孩子来买东
西，孩子老是哭哭啼啼的。偏偏这个病歪歪的孩子有个怪僻，就要吃
杏元饼干，是一种上海出的铜钱大小的圆饼干，入口即松的。我看着
这孩子就觉得他有“奶痨”，我们那里有个治“奶痨”的人，用针在
孩子的十指上“挑”出黄水来，就治好了。本来孩子食欲胃纳差，只
想吃零食，后经“挑”（想来稍有点残忍）过后，就好了，吃饭正常
了。
    这是一种中医治法，我还是很相信他的。我建议她带孩子去治，
她害怕那种针刺法，只得作罢。她常来买饼干，偶尔一次我发现跟我
一个柜台的男青年少收了她两角钱。他自然做得很隐秘的，但我还是
看见了，当时她也是一脸惊愕的。我自然什么也没有说。
    做营业员也有很多时候很无聊的，那些跑码头的上海人动不动就
来问有没有“菱粉”买，一天要回答五六遍“没有”。  我那时疑心
“菱粉”不知是什么名贵东西，后来他们告诉我就是烧菜用的“淀粉”，
说上海也奇缺，只有小城有时还能买到。在我看来，烧菜放不放淀粉
有何关系，上海人可真会吃的。不过这也可看出那时很多商品生产是
不看需求的，缺的东西很多，糖也要凭票。
    无聊的时候也就看街景。有一个癫痫流浪汉，常在店外徘徊，店
里的那位“奶奶”（她快退休了）常会说“真是作孽啊”。  他有时
就在当街发起“羊角疯”来了，跌得额头出血，“奶奶”就会喊四周
的人把他持扶起来，我在柜台里面简直不敢看他跌得鼻青脸肿流血的
样子。
    当街做营业员，有时也是风景不免被别人看。有一位就看上了我，
她就是我妈以前的同事，后来在文革被逼疯了的一个“疯子”。
    她家在县城，但她一直在下面供销社工作，跟我妈妈一个单位，
曾经是个慈祥的阿姨。她既和我妈是好朋友，就常在一起玩。她在县
城的家我也去过，很宽敞，据说解放前她家很有钱，她的学历也很高，
是大学，但后来有人说那是什么“野鸡大学”，出了钱就能上的。文
革时，她城里的家被抄了，她成分高，自然还会有些历史问题，后来
不知怎么的，她就疯了，班也不上了，单位也不管她了。她严峻着脸
色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我很小时就认识她，跟她还挺亲，但她疯了
就变了一个人了，我在街上看见她就躲了。她不久又从小镇游荡到了
县城里，看到县城里有小镇的人就要骂，从那个小镇来县城工作的人
都怕她，也躲着她。现在我做了营业员，当街站着，没法躲，她就看
上了我，经常在我们店面前大声叫喊：“这不是某某的女儿吗？她这
么年轻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却来站柜台，是怎么回事？”又对我说：
“你妈我认识的，你也跑不了。”我怕了她，常常看见她来，就躲到
柜台后面。
    我买东西也出过差错，也有被人堵在柜台里的事。想起来是那个
冬天，一位船工模样的人来买香烟，据他说是给了我一张十元钱的票
子，但我当时是以五元收的，找钱的时候就有了出入，他说是十元，
我说是五元，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我不会吵架，只是听他说。我当时
不知为什么就坚持他给的是五元的，实际上我也没把握是不是我看错
了，如果我说一声我看错了（我看错的可能性实际也很大），再给他
五元，事情就解决了。五元钱对当时的人确是大钱，我当时有点瞢，
有点傻了，就没说话。我不说话，我们店里的人就肯定是我有理，是
那人胡搅蛮缠，就跟他吵。一直吵到打烊都没结果。那人就堵住门口
不让我回家，一定要我弄清楚那十元钱的问题。他既不让我走，并且
还去找了他的证明人，说一起船上的人能证明他有十元钱而不是五元
的。这事真是太窝囊了！我差一点哭了。我们同事给我开了后门我才
逃回了家。回家告诉妈妈，她把我骂了一顿，说你肯定自己错了，多
收了人家的钱，你说一声收错了不就行了吗。第二天我没去上班，这
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大约那位船工看找不到人，就自认倒霉了吧。
    学工学到这一年的年底，我就不去了。总共赚了三四十元钱。第
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上半年我在家里烧饭做女红钩花，等到秋
冬时开始知道又有高考了，我也就又随大流去为高考而找书本复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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