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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北成
真理、权力和自我是福柯终生关注的一个主题,但在不同的时期,他有所侧重。他早期侧重对话语实践和分析,中期侧重对权力-知识机制的研究,后期侧重对主体化方式的探讨。他自己把这三个方面称作他的谱系学研究的三个轴心:真理轴心、权力轴心和伦理轴心。
他的《性经验史》体现了他从前两个轴心向第三个轴心的转变。
生命权力
福柯1976年出版的《性经验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与更早一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一样,都是以研究现代权力技术为中心。福柯自己说过,第五章“生杀大权”是《认知的意愿》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福柯看来,流行的权力分析模式可以称为契约—压迫模式,或法律模式,其中强调的是合法与不合法之一间的对立。福柯则建立了另外一种模式,即统治一镇压模式。其中,镇压不再是相对于契约的压迫,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统治关系的必然后果(《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根据这种分析模式,福柯认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权力形式是生命权力。生命权力取你的是古代的死亡权力。后者是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运作:君主不能像他可以使人死那样让人活,而是通过杀人,即有能力让人死而显示出自己让人活的权力。不难理解,自杀被视为犯罪,因为自杀是对最高权力的篡夺。
现代社会的主导权力则是以管理生命为已任。这种生命权力是让人活或者不让人死的权务,它的两种主要形式分别是对人身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调节。性在现代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恰恰是因为它处于肉体规训与人口控制这两大权力技术的交叉点。在性()的问题上,生命权力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压制(不是说没有压制),而是对“性经验”(,性欲,性状态)的制造或展布。性经验的展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手段,首先是资产阶级为自身的存续而实行的自我控制,然后才扩展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
求真意志
近代以来,性占据了西方人“认知意愿”的中心,由此产生出大量的关于性的话语,并发展出一套性科学。福柯称,他写的是“这一求真意志、求知意志的历史”或“精神分析的考古学”。
按照福柯的考古学分析,性科学乃至精神分析的“科学性”是极其可疑的。它们的基础十分奇怪,因为它们不是依赖于观察和实验,而是依赖于反省。它们是由传统的司法——宗教的坦白(忏悔)方式和新的科学话语技术的混合而制造出来的。坦白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坦白时至少要有一位说话对像。后者不仅是对话者,而且是督促、强迫、鉴定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安慰坦白者的权威。19世纪时,一些研究者把坦白变成收集有关性快感的资料的手段,通过分析这些自述来发现“真理”,由此产生了性科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不是什么科学革命,不过是以前各种方法的综合与改进。
福柯批判性科学,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把性当作一种自然本性或本能的本质主义观念。在他看来,正如“爱”是历史的产物(“当西方人很久以前发现爱的时候,他们赋予它极高的价值,为了它而死也是可以接受”(《性经验史》第113页),性和“性经验”也是历史文化概念,而且“性”是“性经验”展布的产物:“在创造‘性’这个虚构的要素的同时,性经验的展布产生了它最本质的内在功能原则之一:这就是对性的欲望——拥有它、接近它、发现它、解放它、用话语谈论它、阐明它的真相的欲望。它使得‘性’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东西。”(第113-114页)
呵护自我
《性经验史》第二、三卷在1984年才问世,与第一卷的出版相隔近8年时间,而且主题也从批判那种“认识你自己”的求真意志转到探寻“呵护你自己”的自我技术。这种转变无疑与70年代学潮退潮有关,也与福柯得知自己患艾滋病不无关系。他曾解释说:“在(第二卷)《快感的享用》中,我试图证明在快感与健康之间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张关系。”
福柯在《认识的意愿》结束时就已经提出了突围的任务:“我们不要以为在对性说‘是’时,我们就是对权力说‘不’。……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对不同的性经验机制的策略性翻转,利用身体、快感、知识的多样性及其反抗的可能性来反对权力的控制,那么我们一定要从性权威中摆脱出来。反对性经验展布的支点不应该是性欲,而是各种身体和快感。“(第114页)
福柯发现对性行为的伦理关注并不总是与禁忌体系发生直接联系。他区分了两种道德体系:一种主要强调的是准则,要求人们了解并遵守准则,对违禁者给予制裁。至少从13世纪起基督教便是如此。另一种则不太强调准则,不是对允许和禁止作出严格规定,而是更强调自我实践和修行。他在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中看到了第二种情况:“希腊人对那些担忧(性冲动、消耗和死亡)的论题所作的反思,目的不在于使性行为规范化,也不是创造性爱艺术,而是为了发展一种生活的技艺。……这种技艺提供了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善于自我控制的主体的可能性。”(第232—233页)罗马时期的伦理“使人与这些社会的、公民的、和政治的各种不同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塑造成道德主体”。(第418页)
不过,福柯并非赞赏古希腊罗马的伦理学,而是想通过他的研究表明,现代社会对所谓“主体”的发现和规定乃是历史性的,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有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方式,人的主体化无须采取西方现代方式。福柯在一次访谈时说:“从自我不是给定的这一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可行的结果: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
他呼应的是尼采的号召:人应该创造自己的生活,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日常生活赋予它一种风格。
《性经验史》
[法]福柯著 余碧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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