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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形容他的四部电影：《阿飞正传》象酒，《东邪西毒》象鸦片，《重庆森林》象可口可乐，《堕落天使》象冰淇淋。如此比喻，颇有嬉皮味道。
《阿飞正传》（Days of Being Wild，1990）
“一九六○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跟我在一起。我会记得这一分钟。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这句惊心动魄的台词，阐明了时间和记忆之间的矛盾：记忆企图挽留时间，但时间的本质是不可挽留。
与一维、单向、绝对的时间相对照，空间表现为离散、虚幻、无定：浅蓝色的梦境里，无脚的鸟飞越森林。因为没有脚，它必须不停地飞，一辈子只能着落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
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张国荣是上海移民，为寻找生母流落南洋；张的养母决计移居美国；刘德华憧憬跑船的流浪生活；张曼玉几度往返港澳之间。留在香港的刘嘉玲、张学友，因亲友离去而惶惶不安。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六十年代的，不如说是九十年代的。
现在时态的语境下，记忆联系着过去时，期望联系着将来时。“无脚鸟”的悲剧在于，它不能同时拥有记忆和期望，总是顾此失彼：要么遗忘要么绝望。张国荣早已忘记了一分钟的爱情，但寻母的欲念不死；当他被生母再度抛弃而终于绝望时，一分钟的记忆才死灰复燃，却已经面临一辈子唯一的那次着陆。死亡使时间与空间的轨迹交汇，只有死亡才能终止漂泊（空间的遗失），也只有死亡才能医治忘却（时间的遗失）。
表面上是怀旧：夜景、雨景，偏蓝的冷色调、浅平的景深，探戈、恰恰舞曲的切分节奏和慵懒情绪……一旦触及人物的漂移失根、无归宿感，就不仅是简单的怀旧了。回首成了前瞻的比喻，无脚鸟的故事几乎是城市的寓言。
尽管叙述方式不很花哨，王家卫惯用的画外音内心独白的手法已经出现，他通常关注的问题也都被涉及：无根的命运、情感疏离、孤独感、忘记、拒绝以及对被拒绝的恐惧。杜可风的摄影风格还比较单一，但也初具特色：多室内景、夜景，用冷、暗的照明。尤其是完全采用手提式摄影机在运动中观照、永远没有固定方位的特点使他与油画式构图、戏剧性用光的“第五代”拉开了距离。
尾声部分，张曼玉、刘嘉玲、梁朝伟的那个片断究竟预示了什么？也许只有从《东邪西毒》一窥端倪。《阿飞正传》的续篇中途夭折，是很可惜的事。
《东邪西毒》（Ashes of Time，1993-1994）
英文题为“时间的灰烬”，说明这是彻头彻尾的关于时间的故事。名义上它是东邪西毒北丐的“史前史”，但既不从《射雕英雄前传》改编，更不象常规的武侠电影。这出纯粹杜撰的“射雕英雄前传之前传”，是正史的二重回溯。
开篇第一句台词（张国荣即西毒欧阳锋的内心独白）用了《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口吻：“很多年之后……”时间在这里已没有绝对的意义，不能象《阿飞正传》那样标记精确的刻度（“一九六○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只有相对坐标（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剥去了年代背景，人物身穿不属于任何具体朝代（抽象的中世纪？）的服装，说着现代（后现代？）的语言。相应地，空间的安排也呈现抽象的特征：现在时态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地理位置没有定义的沙漠；具体的地点（“白驼山”、“姑苏城外”）只属于遥远的过去时态，象在另一个星球上。
能够标定时态的尺度，是人物的感情变化。过去时发生的感情纠葛，深刻地影响了现在时的思想与行为。这感情纠葛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Ａ爱Ｂ，Ｂ无法爱Ａ；暗恋着Ｂ的Ｃ爱上了Ｄ，致使Ｅ失恋；Ｆ因得不到Ｃ的爱而自爱自恋、自怨自恨；Ｇ使Ａ看到Ｂ的影子，使Ｅ看到Ｄ的影子；Ｆ把Ａ幻想成Ｃ，Ａ把Ｆ幻想成Ｂ……
网状结构的关系决定了非线性的叙述方式：西毒作为中心人物、众侠客的共同“经纪人”，代表了现在时。由他出发，不断离心出去，牵出过去时的盘根错节的网络。刺激时态跃迁所需要的能量，总是来自画外音的内心独白。这种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填补了闪回造成的时间沟壑，是王家卫的绝招。
在过去时，旷男怨女们生活在得不到满足的情欲世界：背叛、妒忌、遗弃、忘却……
在现在时，生活简化为仪式化的等待：盼望杀人，期待进账，乃至等死。且看他们如何摆脱历史的阴影，克服情欲的魔障：流放（张国荣，弃白驼山，奔赴沙漠）、遗忘（梁家辉，喝下“醉生梦死”酒）、死亡（梁朝伟，与《阿飞正传》里张国荣的结局相同）。林青霞更复杂，由人格分裂（慕容燕和慕容嫣两种身份的自我）升华到阴阳合二为一（独孤求败）。张学友之所以逃脱了悲剧性的命运，一方面因为头脑简单，另一方面因为吃了杨采妮的鸡蛋──其他人只在她身上看见过去（爱人），而没能领悟未来（鸡蛋）的意义。
时间是最大的赢家。张曼玉之死，象征着爱和美的彻底流逝，也是将来时终于来临的契机。死亡又一次成为时空的交汇点。由色悟空、练成正果的侠客们，重返故里，进入无爱无恨、无情无义的游戏境界。
对杜可风来说，《东邪西毒》是一个例外：基本上没有室内景和灯光。他多用广角镜头拍外景，角度往往十分倾斜险峭。节奏时而滞重、时而飞快，使空间倍增不稳定感。在自然光下运用风烟云影、水的倒影、转动的竹篓形成的动态投影，产生了通常情况下灯光才能有的效果。最具独创性的手法，是ＭＴＶ式的动画跳跃剪辑──不连贯的画面，再恰当不过地表现了时间的流失。
《重庆森林》（Chungking Express，1994）
《东邪西毒》叙述了Ｎ个互相纠缠的故事，《重庆森林》由两个基本不相干的故事构成。两个故事之间的关系就象擦身而过的金城武和王靖雯，无限趋近，却无缘相交，“只有０．０１公分的距离”。
时间又有了精确的定义，“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零点”是令金城武（警察代号２２３）心悸的时刻，因为他迷信地认为，那一天（他的生日）将是爱情失效的“过期日”。从愚人节开始的整整一个月里，他陷入仪式化的等待：每天买一个五月一日过期的水果罐头。
林青霞也在等待这个日子，但她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象野兽一样在迷宫似的重庆大厦里苦苦搜寻目标。她是都市森林的强者，没有情欲、只求生存的现代动物。都市丛林的生存秘诀不是心智简单，而是重重伪装：假发、墨镜、雨衣，这身永远不变的行头足以用来对付白天黑夜、雨天晴天。
孤独到了深处，孤独就成了盔甲。
一方面，时间的必然性令人敬畏（膜拜倒计时的“有效期”）；另一方面，时间的偶然性总是毫无理由地随机伏击世人：“５６小时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７小时后她爱上了另一个人”。都市星系的芸芸众生，难免有轨道相交、撞出火花的时候。《重庆森林》就是两幅午夜孤独者的星云图，时间坐标是午夜，空间坐标是英文题目“重庆特快”──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和中环兰桂坊的快餐店“午夜特快”。
生日来临之际，也是爱情失效之时。两颗孤星相遇在午夜，天明之后各奔东西。“重庆大厦”这一节，笔调冷峻。相形之下，“午夜特快”的故事简直是一出轻喜剧。“California
Dreamin‘”的歌声震耳欲聋，王靖雯在加州的梦里舞蹈。她象《阿飞正传》的人物一样憧憬着流浪，但态度是嬉皮式的无所谓： “去也行，不去也行。”她和梁朝伟（警察６６３）的约会结果是南辕北辙：梁如约去了兰桂坊的“California”酒吧，她在香港的凄风苦雨中不禁想象“另一个加州是否阳光明媚”，终于跟随梦的翅膀飞去了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
梁得到王的承诺──空头支票似的“登机证”，时间是一年之后，目的地不清楚。
一年之后，王靖雯倦鸟飞还。用她的话来说，“加州，也没什么特别。”其时，梁朝伟已进驻“午夜特快”。那是他们偶然相遇的地点，他却在这里等到了必然的结局。１９９４年的香港已不同于１９９０年的香港，“过期日”是更近了，但人们也逐渐学会适应，学会照顾自己，就象失恋的梁朝伟，和毛巾肥皂谈话也不失为消解孤独的方法。与其一味诅咒现代社会的物化，不如在物化的社会里发掘人性。
《重庆森林》是嬉皮式的随意而机智的幽默小品，在各方面与巴洛克式繁复的悲剧巨制《东邪西毒》形成了对比。一言以蔽之，王家卫与杜可风的风格是典型的“万花筒、ＭＴＶ、后现代”。
《堕落天使》（Fallen Angels，1995）
如果说《堕落天使》是冰淇淋，它一定是多花色的冰淇淋，是汇萃了各色王家卫式主题和风格的小百科。
《重庆森林》与《堕落天使》的连续性首先体现在金城武身上：他也有一个代号叫２２３（坐牢时的囚号），因小时候吃了过期的水果罐头而变哑（隐喻过去时的创伤）。失语症并未能阻止他的内心活动（表现在不停的画外音独白），也阻止不了与人沟通的愿望。虽不被理解，他还是执着地寻找与人摩擦碰撞的机会，“即使碰到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在人人画地为牢的都市里，这个喜剧人物是夜空的亮色。
人心隔绝的程度在李嘉欣对黎明的单恋故事里有深刻的表现。如同《重庆森林》中王靖雯对梁朝伟的单恋，方式是畸形的恋物癖（fetish）：不可能爱一个人，只好爱与他有关的东西。这段感情的悲剧性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永恒错位：作为“杀人拍档”，他俩不能在任一时间坐标占有同一空间坐标。一旦相见，即是永诀。李嘉欣因此只能和物件（黎明坐过的椅子、睡过的床）做爱，依赖物的媒介（黎明扔掉的垃圾、听过的一首歌）与爱人沟通。
黎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现代城市的缩影：无情、无动机、无上下文、无道德准则、仪式化的谋杀。他撕碎昔日同学的请帖，意味着与过去毫不留情地决裂。企图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换一种活法，没能成功就自身先死：“谁该死，时间、地点，别人早就决定好了。”在死亡来临之时，他领悟到“人不应该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这又是一个城市的寓言。
杨采妮和莫文蔚的故事，异曲同工地再现了忘却与背叛、记忆与失忆的老话题。杨采妮从受害者到施害者的转变，颇具讽刺效果。莫文蔚金发旗袍的刺眼装束、几近颠狂的夸张姿势，浓墨写出对遭到遗弃的恐惧。她的渴望，正是每个现代的孤独灵魂的渴望：雨夜里有人陪伴同行。
王家卫惯常借鉴ＭＴＶ的手法，在《堕落天使》里更进一步把家庭录像、卡拉ＯＫ请来扮演了重要角色。金城武为父亲录影一节，格外感人。录像是物化的记忆，可以反复重演过去，从而克服了人的健忘症和时间的不可回复性。父亲死后，金城武一遍又一遍地rewind,
play，重温父亲的音容笑貌。录影似乎能使时光倒转。这一段故事里的人性，超越了王家卫以往关于时间、记忆、遗忘和死亡的宿命哲学。
杜可风的摄影探索不惜走极端。整个片子几乎完全用短焦广角镜头拍成，违反了常理。香港是向上空延伸的拥挤城市，广角镜头势必造成变形的效果：近景扭曲失真，稍远的景象变得过分遥远。他的镜头语言总是惊人地新颖，尤为可贵的是，既无意回避或美化现代都市大众文化的俗气和零乱，又具备把俗气的环境点化出诗意的功力。
本质上，王家卫的电影是“作家电影”。这类导演往往喜欢使用内心独白的方法，因为这能使作家的功能从编剧的草创阶段一直延展到后期制作阶段。
这个白天写本子、夜间拍片子的才子，和肩负三十公斤重的摄影机、从来不用支架的杜可风，两人的因缘似乎应当比八十年代的陈凯歌和张艺谋长寿；只不过，《阿飞正传》开始时那只占据整个银幕的世纪末警钟正在预告“失效日期”的步步逼近。这股“香港新浪潮”还能演出什么花样，是个未知数。
《堕落天使》结尾处，碰得头破血流的一男一女在飞速穿越九龙──香港海底隧道的摩托车上紧紧偎依。此时此刻，伤痕累累的两人因为拥有“一分钟的温暖”而感到满足。虽是一晌贪欢，谁又能责怪这种偏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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