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 蒂
汪丁丁李维莲汪：
宪法大道1000号路口，立着一只银灰色的松鼠。它的左面是美国司法部大楼，大理石门廊托着雅典娜执剑的浮雕。松鼠的右面是国家税务总局大楼，廊柱上什么也没有，显得格外刻板和不近人情。此刻，这小松鼠正扒着我的手抢走最后一块咖啡饼干（面包房里专门为喝咖啡的人烤制的朱古力脆面包干，也是松鼠最喜爱的甜品）。
7月3日上午，美国国庆节前夕，华盛顿的街道被打扮得格外亮丽。行人不多，我沿着宪法大道漫步，打算花两个小时从国会山一直走到白宫。我住在白宫后面不远的"元首饭店(Governer's
House)"顶层的一套客房里。我喜欢这家宾馆，它不像希尔顿或"假日饭店"那么招摇，它仍保持着与十八世纪弗吉尼亚政治家们朴素庄重的作派相称的格调。套房里一色的紫檀木家具，厚重的窗帘绘着典型的南部花草图案。写字台上一座老式的双杆灯，这朴拙的气氛与我此时的心境再般配不过了……
李：
一条稍不留意便会错过的小路，一幢半农舍半别墅的二层小楼。楼房被小树林密密地包 围着，树枝随意地搭在屋顶上，一只松鼠闪着大尾巴在烟囱旁跳来跳去。我们是在7月2日
上午8点58分，将租来的那辆黑色尼桑停在乔治·梅森大学一条幽静的林问小路旁这间"詹姆斯·布坎南小屋"门前的。经历了前几次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访谈，丁丁显得轻车熟
路并且自信十足。这办公楼的名称是"James Buchanan House",由经济学家布坎南得名。这多少有些出入意料，因为乔治·梅森大学是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以宪法政治学最为著名的私立大学，校园里每座楼都以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座小屋是从
上一世纪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得名的。按了门铃，第一个下楼来迎接我们的，是贝蒂 （Betty），凡是认识布坎南的人都认识这位跟随了布坎南三十七年的秘书，贝蒂身着黑白
相间的套裙，卷曲高雅的银发，依旧端庄美丽的脸庞，她爽朗地笑着将我们迎进门来。
汪：
贝蒂已经七十一岁了，时光当然会在她脸上留下细细的痕迹，但那只是些微不足道的痕 迹而已。我和贝蒂是六月初在一次电话上相识的。那天上午我刚刚完成访问布坎南教授的
"家庭作业(home work)"，就着问卷的思路拟了一篇信稿，用传真机发给了布坎南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过去确认传真是否收到，接电话的是贝蒂，她的弗吉尼亚口音
立刻让我联想到《飘》里的人物。贝蒂后来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一位弗吉尼亚姑娘(aVlrginian girl)。她确实很美,满面春风，天生白晰的皮肤仍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由于想到了《飘》，我在电话上的语调显得很轻松亲切。聊了几句以后，贝蒂就告诉我说她是布坎南教授几十年的老秘书了。不过我们之间亲切的闲聊在我提出替一份报纸采访布坎南教授之后马上消失了。贝蒂说她并没有收到我发去的传真。
而且说她在收到传真及间卷后至少要考虑一个星期才会回复我，这真让人沮丧。不过，正如高小勇警告过我的，采访是对知识分子自尊心的严重挑战，采访者必须时刻准备着被他的访问对象漫不经心地伤害了智力上的自尊，事已至此，只有耐心等待。我对我提给布坎南的问题充满自信，面对我的那些问题，任何一个热爱真理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在我给布坎南教授的传真信上，我已经大致勾画了一下我将要提给他的这些问题。
李：
当丁丁在楼上与布坎南教授交谈时，贝蒂在楼下为我介绍有关布坎南教授的各种资料包括许多照片，贝蒂还无意中告诉我，说以前有过一位记者来采访布坎南，见面后问出来的问题令人啼笑皆非。于是布坎南小屋的人们立下规矩：学术上不够资格的记者一律不见。说到这里贝蒂指着楼上小声说，教授很喜欢丁丁提出的那些问题。
汪：
果然，仅仅等候了两天（我也实在等不起一个星期，我6月10日必须启程去旧金山），我就收到了贝蒂发来的电子邮件："……布坎南教授和我，我们都非常高兴你会来我们这儿访问，希望立即通报你到达的日期与访问时间。"我引这句话是因为要读者们注意贝蒂的语气。"布坎南教授和我……"我认为这是一位操办了布坎南几十年日常事务的老助手与一位谨小慎微的新秘书之间的重大差异。
贝蒂身着黑白两色相间的西服套裙，领子上显眼地别着一枚由三个菱形斜线连接起来的领针。我认出那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的会徽。这立刻又引出我一串联想，包括想到了刚去世
不久的奥尔森教授(M.Olson)，他是布坎南的老朋友，同时也是我6月24日刚刚采访了的诺斯教授的老朋友。不过这三人之间充满了论争。我提醒自己找机会间问贝蒂这枚领针的来历（贝蒂后来告诉我们，这枚金色领针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专门为她七十岁生日制作了送给她
的）。此刻贝蒂正与"小李"谈笑风生。我这次"麦加朝圣"式的旅行，若非小李安排起居、行程、路线以及预算，恐怕早已半途而废若干次了，我的视线从贝蒂身上转移到布坎南小屋的各个部分，包括那位正襟危坐在计算机前打字的秘书安妮（我对正襟危坐的人一向不太感冒）。
我想我把"Buchanan House"译成布坎南小屋实在很贴切。从外边看上去,这座两层楼的木屋让小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问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对着老松树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简直格格不入。不过，这却正是布坎南的味道。
李：
这时，布坎南教授手里拿着咖啡杯走下楼来了，他很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的女儿明明，因为不能单独留在夏威夷的家里，也跟我们一起来了。她已经很懂事，一路上记了不少笔记，还写出几首让丁丁非常中意的诗，并且配了她自己的画。遗憾的是，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译成中文便会失去磁力。我发现，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们，因为都是年过七旬的
老人，所以很喜欢孩子。于是明明为丁丁的这次"学术旅行"抹上了一缕淡淡的彩云。
汪：
布坎南教授看上去有些清瘦，但仍保持着农民一样的健壮与平实，这平实里又带着很强烈的学者风范。他是在田纳西州农村里长大的，始终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热爱自由：从我读过的他的两份自传里我知道，他如同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那样真诚地生活。思考和接人待
物。与此有关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6月9日，我启程的前一天早上，我把最后定稿的五页纸问卷共七个问题传真给贝蒂。当时我已经全心全意转去思考诺斯的问题了（由于诺斯最近
研究领域的"疯狂拓展"，我决定把给他提出的问题与我要向西蒙提出的问题放在一块考虑，后者是真正我们所谓"一不小心得了个经济学奖的"科学家）。第二天清晨，小李正在
收拾我们的行装（飞机是晚上9点的），我们突然收到贝蒂发来的传真。贝蒂是这样写的："亲爱的丁丁，非常感谢你发给我并请我转给布坎南教授的问卷，可是我很遗憾没有能够把
你的问卷交给布坎南。事实是，他一如既往地每天早上6点来办公室上班，所以他是第一个 见到你。的传真的人。不仅如此，当我8点钟走进办公室时，布坎南教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并将打印出来的答复交给了我。这说明他很喜欢你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取消访问我们的旅行。你可以在访问这里时，与他做更加深入的讨论。顺便提出请求，
可否将你们的约会从下午2点提前到上午9点？因为第二天是国庆前夕，办公室的人都会放 假，而放假的前一天通常办事效率会降低。最后,回答你上次电子邮件提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儿的男士们上班从来不打领带。期望着见到你们，贝蒂。并附上布坎南教授给你的回信。"收到这样一份传真真令人鼓舞。我是这样回答贝蒂的："亲爱的贝蒂，你送过来一份多么让人惊喜的传真啊！我会努力想出一些新的问题当面请教布坎南教授的。同时，回
答你提出的请求我当然可以在上午9点到达你的办公室。你想想看，一位如布坎南教授这样 年纪与资历的老人尚能每天6点上班，5点下班。一个像我这样四十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好意思仍袭惯例在上午10点造访呢？"
布坎南在自传里曾多次强调他身上的乡上气息和农民性格。他说他之能够在四十年代与他的老师奈特（也是芝加哥学派诸领袖公认的老师）一见如故，结下终生情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二人都来自农村，都有着早期联邦党人乡土味道的政治经济思考。我在布坎南小
屋二层与布坎南谈话时，见到客厅外问墙上只挂了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照，放大为6平方尺左右。一张是弗兰克·奈特的，另一张是斯德哥尔摩学派领袖诺特·威克塞尔的。这两人被布坎南尊为他毕生的精神导师。
布坎南的乡土气息又与他的学术生涯主要在弗吉尼亚渡过密切相关，我们中国人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意思是人的性情思想与其生长的环境水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总爱引用"燕赵多悲歌，齐鲁多鸿儒"来说明这个看法。对美国人来说，弗吉尼亚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这里养育了几乎四分之一的美国总统，美利坚合众国最早的五位总统中，四位来自弗吉尼亚——乔治·华盛顿、汤玛士·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佛农，此外还有参与起草费城宪法的乔治·梅森。美国历史学家们常说"不能想象没有了弗吉尼亚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什么样子"。这里是南方与北方的交界——楚河汉界。历史遗迹、著名战场，比比皆是；这里的风土人情，男人过于稳重，女人过于浪漫，二者的结合恰恰是"政治"。正像这里房屋的形态，典雅廊柱围起维多利亚式白色的门厅，后面衬托着深红色厚重的砖墙，拱出哥特式的窗顶和屋顶，这里包含了弗吉尼亚人文政治家杰斐逊的强烈影响。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与欧洲不同)能够享有"文艺复兴式人物"称号的思想家。他一生酷爱艺术与建筑，曾专门从意大利引进数百工匠为弗吉尼亚州雕刻大理石，至今这几百名意大利人的后裔仍然居住在弗吉尼亚境内的一个小城里。杰斐逊在为自己写的墓志铭里绝口不提当过美国总统和弗吉尼亚州长这些事情，他只写了三件事情：起草美国独立宣言。雕刻弗吉尼亚"宗教自由"塑像。创办弗吉尼亚大学。
弗吉尼亚的生活让布坎南的经济思想格外倾向于古典，尤其是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古典大 师们（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人）。这种返回古典的倾向在他晚年的著作中越发明显
（Politics by Principle,Not In-terest，1998；Liberty,Market,and State,1986;The
Limits of Liberty，1975）。最后，我相信布坎南本人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爷爷当过田纳西州的州长，有一篇报导说，"小布坎南是在祖父满塞着暗黄色卷宗袋的书房里长大的。"此外，布坎南家族与上世纪那位美国总统布坎南有不远不近的血缘关系。
布坎南说他只要有钱就在老家不断购买田产，现在他已经拥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了。他喜欢土地，喜欢自己劳动，布坎南与一个农民合伙经营这片土地，但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喜欢过那种自给自足的日子。他在提到自己的这一偏好时，不忘记提起他仍然是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信徒。这种对土地的偏爱让我联想到海德格尔晚年对土地的依恋以及由此引出的极其深刻的思考。我确实在布坎南思想里发掘出了德国哲学的成分。我的这一发掘工
作在我访问布坎南时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和评价。尽管如此，我必须告诉读者我自己的感觉：布坎南是美国人里面最富哲学气质的经济学家，但他认为他始终是一位经济学家：我或许是中国人里面最喜欢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家，但我始终认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
李：
贝蒂又在叫我们了，她说要带我们参观这座布坎南小屋里的各类陈列品。这"小屋"从里面看确实是一座楼房，楼下四间，楼上三间。楼下四间之外，又有一条走廊环绕着。走廊足够宽敞所以其中一段被开辟为小厨房，可以煮咖啡。走廊的另一段相当于陈列室。两旁的玻璃书柜里摆着许多荣誉奖章和授奖仪式的大照片，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快二尺见方木制绘花衬底的诺贝尔奖证书和直径约三寸的沉甸甸的诺贝尔金牌。贝蒂说，这块陈列
的金牌是布坎南特意为她复制的，感谢她几十年的服务。1986年底，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授奖仪式的那一个星期里，贝蒂说她兴奋至极，整整笑了两个月。
汪：
楼上三间是布坎南教授的书房。一进套一进。布坎南教授靠在最里面那间书房的长沙发里等我结束"参观"。我走进去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准备我的访谈。书房布置得很温暖，沙发旁边的墙上嵌了一个大壁炉，占去半扇墙壁。壁炉以红砖精心砌成，炉膛里还有不少木炭。在我和布坎南之间的茶几上，堆满了他正在处理的文稿和信件，其中一迭书稿大约两尺厚，刚好让我把录音机放在上面……
原定三十分钟的采访一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有时我听见楼下传来贝蒂与小李聊大时发出的爽朗笑声，会注意到我已经大大超过了时间。我尽量简短地提出。我的问题。布坎南教授谈得兴致勃勃，似乎毫不在意他已经延误了至少两个当天上午的约会。我们讨论得非常深入，所以也非常坦率。他是一个如农民那样真诚的思想家，绝不计较坦诚的批评。我们有时一起探询某个问题的细节，那神情让我想到学生时代在学习小组里与朋友们求解习题时的样子。
李：
丁丁终于下楼来与我们会合了，我们与热情的主人们握手道别。贝蒂告诉我说她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朋友，让我们再路过这里时别忘了来她这儿做客，明明也玩儿的很开心。她
在布坎南小屋外面的树林里见到了许多小松鼠，她送给贝蒂的"夏威夷果仁（MacadamiaNuts）"是贝蒂最喜爱的东西之一。
汪：
"元首饭店"座落在第十六街与第N街交叉的地方。我结束了两个小时的漫步，从国会山走到白宫，沿第十七街回到饭店。我一路上考虑着怎样把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他对
美国宪法精神的反思与1776年的今天联系起来写一篇随笔。但思绪万千，浮想连翩，结果是写了这篇以"贝蒂"为主角的散文，并且欲罢不能，非要以那只可爱的小松鼠站立在宪法
大道1000号路口为开端。我深信这也是一种"文体"——让思想舒展为思想，让语言还原为语言。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
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kas)及其"理性预期"学派获 得。关于罗伯特·卢卡斯理论的渊源及其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我已经在《信报财经月
刊》95年11月的文章中叙述过了。这篇文章进一步探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在 近百年里，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正式肇端的经济学理性主义，以"均衡分析"为基础，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被几位分别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卢卡斯）推展到了某种极端地步。在我看来，这场"百年运动"正把经济学带到社会
思想界自孔德(Auguste Comte)时代就开始注意到的所谓"现代危机"。
一、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1920年第八版《经济学原理》的序言里指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牛顿力学或机械论的。前者靠了"物竞天择"
的假设解释世界。后者则从"理性假设"推导出均衡概念。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们从50年代开始不断地论证说，理性假设足以解释那些能够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以家庭选择为例，如果最初有两类家庭，一类是胡乱花钱，随机消费；另一类则遵从微观经济分析，仔细计算每一分钱的最大效用。那么千百年以后，当我们来观察这个社会时，我们还可能看到那些随机消费的家庭吗？他们毫无疑问地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生存环境，这里确实是演进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假设他们消失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性。如果两种方法是等价的，那么均衡研究显然有着实证方面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可怜的理解力很难把握德漠克利特那条永远流变的河。"稳定"，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们的头脑实在是大愚钝太缓慢了，对转瞬即逝的现象我们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马
歇尔有很强大的哲学训练,但是他选择了均衡分析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从实证角度建立了均衡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性主义，其所理解的"理 性"与1737年写《人性论》和1748年写《人类理解研究》的休谟(David
Hume)一模一样。 在后者看来,这样的理性也同样存在于动物身上，因为无非是经过长期条件反射形成的行为 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通过1920年奈特（Frank
Knight）和扬格(AllynYoung)的连接，直接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是这个经济学主流和正宗，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其他大学那些强调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的(也许是竞争性的)影响，在社会思想方面
逐渐远离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如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的传统。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 始，到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得到诺贝尔奖)为止。第二阶段由阿罗(Kennith
Arrow,1972年得到诺贝尔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八十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奔理论家们以博奔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方兴未艾。
在第一个阶段的发展中，均衡分析受到来自另一方面，即进化论方面的挑战。许多大师 级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哈耶克(F.Hayek,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西蒙
(Herbert Simon，1978年得到诺贝尔奖)、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卡尔多(NikolasKaldor)等人的批评。批评和反批评的焦点,我认为集中于对"理性"的理解上。局部均衡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说的，是假定在所分析的事物之外，一切事物都不发生变化(other
things being equal)。反对的观点来自几乎全部可见事实：企业家创新（熊彼特），所有观察到的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西蒙），工业资本
主义组织的"动态过程"(钱德勒），均衡分析与现实"非均衡世界"的不相关（卡尔多）。而哈那克从始至终相信"理性"对传统的依赖性。我想把他的更本质性的批评留到文章最后一节讨论。
不论如何受到批评，均衡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在1947年，被一位精通当时数学各种方法的学生——萨缪尔森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建立起来。所谓"系统地"。是说萨缪尔森的
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致今天（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使用方便，在各种学术传统的竞争和继承中显得格外重要。萨缨尔森为此得到了他的诺贝尔奖。
在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阿罗领导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使其成为公认的经 济分析的语境（即对话双方得以相互理解的背景环境）。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效率"、"福利损失"或"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时，他们往往已经假设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并以所谈论的状态和假想中实现了的一般均衡状态作比较。阿罗的工作基于希克斯(John
R.Hicks，1972年同阿罗分享诺贝尔奖）四十年代的研究。希克斯在研究中总是注意到在两个商品相交换的市场之外还有另外第三个市场(例如"一般等价物"的市场)，正是这三个市场同时达到的均衡决定了每一个特殊市场里的价格。这是一般均衡的思想。
"理性假设"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就与博弈论相接了。德布洼（G.Debreu，因一般均衡理 论得到1983年诺贝尔奖)证明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上的均衡同时实现）的存在性，用的是
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Kakutani fixed－point theorem)。而博弈论中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的存在性也用到同一个不动点定理(或它的等价定理)。这两者的核心问题是一
样的:如果每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依赖于其他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那么如何保证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它们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弈论里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依赖于他对其他人行为的(均衡的和非均衡的)猜测，那么如
何保证所有人的猜测同时达到某种"集体"均衡呢？这类问题由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解决 （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初的连载文章）。一般均衡理论是理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流，尽管我们知道同时期还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还有汤玛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罗伯特·卢卡斯在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去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
至1970年。这一时期他集中于单个企业和工业的最优投资理论的研究。当时这是聚集了宏观经济学三大重要问题（凯恩斯政府调节理论及其反对派。经济周期问题。资本与经济增长
问题)的焦点所在(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11月的文章）。正是这一时期的工作影响了卢卡斯在"理性预期"方面的研究。卢卡斯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理性预期"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这种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往往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根据同样的"对称性"可以推断。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和憧憬也往往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难道不是吗？一个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应当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于是分出一部分时间联系可能的工作单位。父母们总试图设想孩子的未来并且根据他们的设想规划孩子的学校和专业。对核武器的杀伤力的预期使目前的防卫策略变成了真正的预警和攻击策略。卢卡斯进而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企图把私人企业当成
机器，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因为真正在进行的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应当研究的是这场傅弈的均衡，而不是什么社会控制过程的"最优化问题"。
理性主义运动同时还在如下领域兴起：动态经济学，如上述，主要受到资本理论研究 （以及二十到三十年代，拉姆希（Ramsey）最优储蓄理论，侯太灵(Hotelling)资源最优消
耗理论的推动；家庭经济学，时间分配与生育率下降的选择理论,这方面,以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得到诺贝尔奖)为首的研究已经为人熟知；劳动经济学,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
的最优寻找理论，以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年得到诺贝尔奖，芝加哥学派领袖） 为首；公共选择理论，把威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一致通过"理论结合于"选票市 场"的设想,以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其新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得到1986年诺贝尔奖）为 领袖；公共财政理论,先是梯伯特定理(Charles Tiebout
theorem),建立了国内自由移民的 一般均衡理论,其后是围绕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展开的讨论,与
上述卢卡斯的工作有关,认为政府税收(等于政府开支)等价地减少了私人开支，以巴罗 （R．BarrO）为重要人物；新经济史学派，重新认识"奴隶制度"的合理性，以福格尔
（Robert Fogel，得到1993年诺贝尔奖）和巴塞尔（Y.BarZel）等人为首的研究；技术进步理论,例如,认为技术与制度进步都可以由市场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场价格诱导产生，以哈
牙密和罗丹（Y.Hayami,and V.W.Ruttan， the school of"induced－institutionalchange"）为首。
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九十年代开始了用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运动。所谓"重写"其实是重新解释。记得哈那克在临终前最后一本书中写过，他对博弈论研究方法寄
予一定的期望。关于博弈论，香港读者已经不会感到生疏了，因为从1994年博弈理论家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本港新闻报章曾经着了魔般地宣传过大约半年吧？！不论如何，博弈论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当理性主义运动把经济学家们带到信息社会的九十年代时，他们发现所处理的几乎所有经济问题都应当被理解为理性的人们之间交互作用
进行决策的问题。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里，我们玩儿的是 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the
game between persons)"。在认识我们社会的现代危机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学者了！
克莱琅斯(David Kreps),这个年轻的博奔论"四人帮"首领，他应当与宾默尔(Ken Binmore，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奔论基础研究者）并列，成为首先认识到博弃论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及文章大多，这里不一一列出了，读者可以参看他们最近的著作：克莱珀斯，《博弈论与经济建模》；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在博弈论研究中，诺贝尔委员会实在是忽略了大多的杰出贡献者（例如Rober
Au-mann,JohnShapley,Herbert Scarf，Martin Shu-bik……)。在三个得奖者中,只有纳什(John
Nash)那 种真正天才的(具强大想象力的)开拓性的工作（有些仅仅是笔记)使他当之无愧为这个领域 的先驱者。不过,海深义(John
Harsanyi)对政治和道德哲学的关心,使他成为把博弈理论应用于社会基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
我们看到，诺贝尔委员会把1995年的奖项给了卢卡斯及其"理性预期"学派的工作。
从上述理性主义运动的广阔意义上看，这只是1994年博弃论得到诺贝尔奖的余音。
二、作为"极限"的理性与"理性主义"的极限
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经济学家们，继承了休漠开创的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把"理性"假设作为一种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极端的境界。以贝克
尔后期工作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参见我在《信报财经月刊》1995年上半年连载文章， 又载《经济研究》94年7月），在贝克尔模型里，第一代家长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所谓"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我们可以理解,贝克尔是依据了同样的。上面引述的反击进化论时的理由——那些能够生存下来被我们观察到的家族或"王朝"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祖祖辈辈最大化他们王朝效用函数的家族。但是当我们在博弈论中试图接受贝克尔的观点时，我们会遇到麻烦。
克莱琅斯和宾默尔详细讨论了纳什均衡的意义，他们的结论，像老前辈阿曼 （R·Aumann）的看法一样，仍然是：所谓"均衡"只不过是大家都认为显然的游戏的一种玩儿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大家都认为这同一种玩儿法是"显然"的呢？克莱铂斯在《微观
经济学教程》第410一417页列举了五种解释。总括来看，这些解释最终依赖于人们共享着的知识传统的特性。这在我自己的研究里称为"知识结构"。
举一个例子说，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参见前引的我在《信报财经月刊》的文 章），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
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一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理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根据了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据了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如此类推，以致无限多的"但是"。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极限状态的知
识在博弈论里叫做"共享知识（common knowledge)"。读者能够想象这个无限的推理过程 吗？不仅读者想象不了，连西尔顿(R．Selten,1994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认为人类理性不大可能完成这么无限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芝加哥学派的那个著名的理性主义辩护呢？在贝克尔或卢卡斯的理性选择模型里，人的理性只需要计算无限遥远的将来的成本与收益。这在芝加哥学派"理性与演进淘汰过程等价"的道理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时，彻底的理性假设就要求博弈各方做上述的无限推理。那是一种无限的"由己及人，由人及己"的反复过程。如果我们仍采用芝加哥学派的论证说：那些存在的，被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均衡的，看上去一定是理性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取消了博弈论研究的目的。不是吗？博弈论学家们关心的正是在许多可能的均衡中，人们将会停留在哪些均衡状态里。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判据来排除一些可能的均衡状态，来认定一些更可能出现的均衡状态。我们完全无法接受"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这类黑格尔式的论证。
结论："芝加哥学派辩护"在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博弈论阶段完全无效。
现在让我们站在一个超越经济学的层次来看待这个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境。早在维也纳小组的核心人物恩斯特·马赫的时代，研究知识论的学者就已经表述了上面那个令读者头痛
的博弈论里所谓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用分析哲学家魁恩(W.V.Quine)的
术语，当我认为"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了某件事情。当我认为"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确认了"我知道"这件事。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必要无穷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
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说两次"我知道"就算是到达一个"不动点"了，就是均衡了。但是博弈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无数次"我
知道他知道"。这才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困难。用胡塞尔（E.Husserl）的术语，这叫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的人也认为真确。我以为，由"主体间性"及其缺失所产生的"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社会思想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中,孔德(Aug1istu Comte),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韦伯（Max Weber），和帕累托(Viifrado
Pareio),都已经强烈感受到社会进入现代时的那种"基础瓦解"的失落心态。是什么东西造成社会基础的瓦解？什么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些问题正是早期社会学大师们研究的主题。上述社会思想家们思考得到的结论是：知识的分裂，每个人（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占有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这造成人们价值观念的分野和进一步瓦解了社会的道德共识。我们从美国最近的辛普森审判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知识的局部化造成陪审团的决定是多么出乎意料。事实上你从大街上找不到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不使其从其局部的特殊主义的角度(肤色、职业、国籍，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治下的法律。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在经济学自己的传统里，休漠在《人类理性研究》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只有习惯可以使动物由刺激它们感官的各种物象来推测其恒常的伴随，并且使它们的想象在所谓信念的特殊方式下根据一个物象的出现，来构想另一个。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方面，不论是高
等的，或低等的，它们这种作用，只有这种解释，并没有其他解释。"（中译本95页）哈那克非常重视休漠的这个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休漠的这一思想实际上被表述成海那克体系的三个思想来源之一。哈那克论证了为什么"理性"只能是从传统中习得的理性。不仅如此，哈那克进一步论证为什么传统常常必须在同当代理性的斗争中才获得继承并建立与之符合的新的理性（"理性在服从传统中变成理性"）。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从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得到这样的印象：如果均衡(例如纳什均衡)是一群人得以组成"社会"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共享知识上面的。这个共享知识在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叫做"主体间性"，在社会理论中叫做"道德共识"，在哈耶克看来叫做"传统"，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叫做"知识结构"。不论如何，这是一种"共享的知识传统"，它使得人们在许多可能的均衡策略中一眼就看出哪些是"明显"的玩儿法。博奔论研究交互作用的一群人的均衡的存在性和实现均衡的条件。所以它迟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说明共享的知识传统如何影响博弈均衡。我的阅读表明，目前的理论家中只有三个人的著作表现出来他们对这个基本问题是意识到了的。他们是宾默尔、克莱珀斯和绍特。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我们不必从头开始，非经济学的学者们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沿性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视而不见"，也许因为我们自己的学术危机尚未降临吧？
目前，由博弈论重写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正在方兴未艾，我不想给读者独断性的结论。我的文章的结论只是勾画出我对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现代批判。这种批判的方向是把经济学带回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去。希望我的"批判的批判"引起更多经济学家或非经济学的学者的兴趣，以便对经济学未来的走向做深入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