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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头发灰灰的，像秋草一样扎在那里。那头发上，应该是给某一个新的自选商场，或者是给夜总会做装修时落下来的尘土，他做工，没有那种黄灿灿的安全帽。想起来，这些年，上海经济起飞，到处拆房子，到处建房子，最苦的活，热天在太阳里，冷天在大风大雨里，都是他们干下来的，而这样苦的事情，本地青年是没有人要做的。 站在他们旁边、面黄下巴尖的保安先生，带着一脸被侵犯了空间又被衬托出了城里人白净安逸的，非常上海人式样的戒备与不屑，在他们的身边踱来踱去，像一只非常高傲的、淋湿了的黄毛瘦公鸡。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我站住了脚，看着，想起来，从前坐公共汽车，一挤了，就听到有人在骂，都是外地人多了，挤得本地人倒上不去街，真正叫，烧香赶出了和尚。 从前我家一连丢了两架自行车，告诉谁，谁都说是乡下人偷的，他们偷到了，在城里骑骑多方便，临回家了，就去卖掉，连警察都知道，在全市的自行车大检查时，梧桐树下站着火眼金睛的警察，一看有乡下人骑没有车锁的车，或者是衣服不光鲜的人骑了捷安特，马上拦下来，里面十个有八个，是拿不出执照的，这样的车，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到一个地方，让丢了车的上海人去领。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千里迢迢，从日本打过来的，是到日本打工挣钱去的朋友，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的。她是我们里面最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去，吃瓜子，看电视，在被窝里把热水袋踢得哗哗地响。前两年，她居然咬紧了大牙，去了日本，她说要在这两年里挣足了养老的钱，回上海来一辈子不用上班。 电话里，她说要回家来，新年就要到了，回上海来做一个月人。 又一天，接到一封信，万里迢迢地从美国来，也是个朋友，也说今年要回家来过年，过年时海关忙，她会偷带一个美国蛋糕给我，让我年关那天跟着她家里的人一起去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的眼。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美国蛋糕，被她公然套在一个饼店的袋袋里。她随身带了五口大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在美国圣诞大减价时买来的美国衣服，回来送亲友。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大家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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