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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戴西家里去的时候，我发现了墙上挂着的镜框，那是一个七十年代式样的老镜框，带着那个时代拘谨和贫穷的气息。里面镶着一张戴西光荣退休的证书。我一直以为只有纯朴的老产业工人才会把光荣退休的证书小心地挂在墙上，没有想到在戴西家也看到了它。 戴西为此非常骄傲。 戴西1971年退休，得以从崇明农场回来。这意味着，她终于可以结束集中营般的生活，得到自己的空间了。我从一个在五七干校劳动过数年的老人那里知道，当他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住的时候，高兴得什么都不想要了，转身就往车站走。我想对这一天的盼望，戴西一定比这个久经沙场的老人要殷切得多。然而，戴西并不因为可以从农场解脱出来，就逃之夭夭，最好再也不要看到给了她那么多痛苦的人和地方。 戴西在情况松动了以后，马上就去找单位的领导，她要一张和所有退休职员一样的光荣退休证书。 领导说，她是资本家。 可戴西说，她出生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又是一个资本家家庭的成员，可她本人并不是资本家，因为她只是她丈夫公司里的一个英文秘书，公司里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她的股份，她在公司没有决定权。 领导说，她说的一切必须要得到原来公司职员的证明。 戴西就去找当时的同事，她得到了证明。 于是，戴西得以作为一名职工退休，而不再被认为是资本家了。她在这一年得到了这个带镜框的证书，表明她是"光荣退休"。而这一年和戴西一起从崇明退休回来的资本家，没人得到这个镜框。 她特地在镜框下照了相。 她那天说："我被证明不是资本家，被他们证明了。而我像一个资本家一样，吃了所有的苦，也是他们让我吃的。这个证书就是证明。" 这就是它会在戴西的房间里一挂多年不动的原因。直到她去世以后，她的孩子们，还是把它留在她房间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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