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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日记选（三）
（1948－1950）
1949年8月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按指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著名写实主义作家和讽刺作家，对凯鲁亚克的小说影响甚巨），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
丹佛的垒球比所有这些苍白的玄想都棒。我已经看透了，这使我悲伤，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嫉妒之类的东西不会进入我的心灵。
不久前，我到机场给去纽约的鲍伯·纪洛克斯送完行之后，路上搭了便车回返，车子在黄昏巨大的苍茫原野中行驶，在这片充满悲伤的红色土地表面，机场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我到了威尔顿，一个丹佛的黑人城镇。
和纪洛克斯在中央城的时候，我就明白，做一个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将只不过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倒不是他有意让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他有多难过，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实际上是空虚、没有生命的。毕竟纪洛克斯是一个十足的、事务繁多的纽约人，一个35岁的成功者，一个著名的年轻编辑。我告诉他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没有什么桂冠”，比如，诗人不能在世界性的名声、财富或者欢呼、尊敬之类的任何东西中找寻到他们所需的迷狂。但他入情入理地向我指出，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上。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辉煌之梦破灭了，因为我明白“白人世界”所能提供给我的最好部分，对于我来讲也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迷狂，没有足够的生命、快乐、刺激、音乐，没有足够的黑夜。
有人在小棚屋前卖放在纸箱里的热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在漆黑、神秘的街道上一边吃一边漫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个日本人，只要不是个对自己的“白人世界”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我有着“白种人的野心”的所有生活）幻灭的白人就行。
我走过墨西哥人和黑人家门廊的暗色台阶，有人在轻柔地说话，偶尔有些神秘、性感的黑人姑娘的黝黑大腿闪过，一群黑人女子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离开她母亲样子的年长妇女，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你好，艾迪。”
可讨厌的是，我很清楚，我没那么幸运地成为那个艾迪——某个在这儿弄了这个黑人姑娘的白人小伙子，我仅仅是我自己。
我是如此地悲伤——在紫罗兰色的黑暗中游荡无依——我希望我能把自己交换到快乐、真实、充满迷狂的美国黑人世界。这里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尼尔和娄内，他们在这附近度过了童年时代，我是多么地渴望自己变成一个艾迪、一个尼尔、一个爵士音乐家、一个黑人、一个建筑工人、一个垒球投手，在丹佛之夜的这些野性、黑暗、充满活力的街道上，我愿意是任何人，只要不是现在的我，如此苍白，如此忧郁，如此黯淡。
维尔顿镇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垒球比赛，比赛用的泛光灯很亮，几乎照亮了我们汽车的油箱。多么残酷，让我碰见这个——这让我怀想起在盖斯屋一块打球的伙伴们。每打一个球，这伙焦急的观众就会吼叫起来，这些奇特的、被视为英雄的年轻球员有白人，有黑人，有墨西哥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在打球时全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他们统一着装，但只是垒球业余爱好者。可我呢？大学时候的我有一种“白种人的野心”，所以，我不得不成为一名专业性的运动员。我真恨自己想到这样去做。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从来也没能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和邻居的姑娘们面前，以这种方式打过垒球，我没有那么单纯。
我只能作为大学球队一员，在到体育馆观战的大学女生前面打球。我还得加入大学生联谊会，穿上运动夹克而不是牛仔裤和汗衫。
有些人老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与目前的不同，惟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断有新的希望，这也是我的生活理想。可是，我做了什么，使真实的、孩子气的、像这些人享尽人间欢乐的生活之门向我紧闭呢？是什么让我尽量与所有这些“不同”了呢？
现在已经太晚了。
我离开阒然无声的丹佛商业区的街道，要去考尔法克斯和百老汇大街附近乘坐电车，那儿有巨大的帝国大厦，它有着明亮的穹顶和茵茵的草坪。路上漆黑一团，我向我花了1000美元买下而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房子走去，妹妹和外甥在家，他们正在铺着白色瓷砖的厨房里为金钱、工作、保险、安全之类的东西而犯愁。
1949年11月30日
人们对喊叫而不是对事实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的自然主义表达不了生活。谁还需要多斯·帕索斯那样过时的照相机式的、忠实于客观的描述呢？每个人都愿意率性而行。因此作家必须忽略琐碎的细节，而让燃烧的灵魂的热量流泻于笔端，尽量率性而行。
小说家应当写理想的人吗？就像特里灵的《在旅途中间》那样？我很荣幸地观察到，特里灵戴上了最荒唐和最为非理性的面具。在金斯堡被大学开除、我被禁止出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而混迹于社会之后，特里灵就拒绝在街上认我，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滑稽可笑的方式。好像我突然得了麻风病，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人文启蒙主义者，有义务治病救人，但又要与我这样的“病人”腐败流脓的疮口区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我在街上热切地向他招手，但他匆匆走过，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和他在一个药店里劈头碰见，当时我正在药店柜台后面拼命洗盘刷碗。他不知所措，勉强向我挤出一丝笑意，付了咖啡钱之后，他神速地把咖啡喝了下去，然后夺门而去。幸门口有很多人，他没法走得很快。
我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帮我做什么。
1950年2月18日
12天之内我的《小镇与城市》就要发表了。书评也会陆续出来。我会阔起来吗？或者变得更穷？我会出名还是会被人们遗忘？我将以一种“淡泊的哲学”（这是一种把清贫思想和内在欢悦结合起来的东西，如同我1947年和1948年所做的那样）迎来这一切。
1950年2月28日，星期二
我3月的新计划：近期拿到钱之后，我将参加在Y处的晨光俱乐部，每天进行锻炼。另外，还要喝苦咖啡（不加牛奶和糖），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因为上面没有真正的抓手的地方，我只能做10个、11个或者12个），少睡点觉。我最近变得太肥、太懒。是行动的时候了，是开始新生活、我的真正的生活的时候了。两星期之后我就28岁了。我准备把以前一天吃三顿饭改成只吃两顿饭。继续浪游，不再停留，不再悲伤，不再有形而上的畏惧！行动……速度……仁慈……行动起来！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无味的改编。我将在《在路上》中更多表达，更少记述。
不管干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生活有信心。这也是为什么阴郁、循规蹈矩、理性至上的国务院外交官们不能为人类做任何事情的原因。如果生活的目标不是完美，那为什么还要过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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