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被别人领养了。尽管我一生都摆脱不掉一连串的神经官能症的困扰，但现在我已经能够很好地适应过来，我交了很亲密的朋友，还和男孩子谈情说爱，我还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对亲情关系没有过太深的渴望，我已经有很爱我的朋友和家人了，这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个新发起的帮助被领养子女同亲父母团聚运动的成员们都不买我的账。他们宣传的理念是：基因至关重要，而像我这样否认家族血统绝不是正常人所为。

　　我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份很好奇，于是询问安排领养我的机构，有什么可以披露的关于我生身父母的非秘密性资料可以看，我便得到关于我亲妈的一封信："我们的记录表明，你的生母是个 28 岁的独身犹太人。她来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怀孕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的资料很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她在休学前已经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念了一年多了。"这封信向我勾画了一个处于困惑中的年轻女子的心理轮廓，结论是这样说的："她决定不养育你还是很审慎的，她希望你能在一个有保护的、稳定的家庭里生活，而她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团聚的压力

　　自从这个无私的女人对我的未来寄予如此期望， 30 年过去了，我丝毫不觉得苦涩，只有感激。虽然我没有任何寻找她的打算，我还是常常希望能在她的脑海里勾勒一幅图画：你生下的那个孩子正健康、快乐地活着；你做得很对。

　　团聚组织宣传说团聚是每一个被领养者的目标。这些团体里最资深的当属 1971 年成立的"被领养者自由运动协会"（被领会），创始人弗洛伦丝·费舍尔女士曾花了 20 年时间追寻她的生母。"为了找到我妈妈，我拼死也要翻查记录。"费舍尔说，"任何人想阻止我的行动都没门儿！"她描述自己与生母相见的时刻"比我的婚礼和生两个孩子还要激动人心"。她坚持认为，所有被领养的人在同父母长久地分离中所造爱的痛苦和焦虑只有在团聚时才能得到缓解。

　　被领会的前提目标就是解除领养记录的绝密性。美国已经有四个州同意公开领养记录。为了帮助被领养者寻找亲生父母，有些被领会成员甚至到了雇佣私家侦探的地步。

　　类似的煽情到处可见：脱口秀里那些典型的被领养者同生身父母见面时涕泪滂论的场面，以及他们表露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圆满。当然，那些有找寻需要的被领养者能比我这样的人拍出更赚人眼泪的电视节目。

我心中的父母

　　当别人得知我是被领养的时候，他们总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找到自己真正的父母没有？"他们哪里明白，在我心中 "真正"的父母就是我的养父母。他们把我带回家的时候我是个又瘦又弱的病孩，他们抚养我、教育我、支持我--绝不是出于怜悯的施舍，只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另一方面，孕育我的男人和女人只是两个偶然之间制造出生命的人，他们当然不准备接受抚养生命的责任。

　　现在，我不能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生身父母从来不曾让我激动过。我还记得七岁时入迷地看《索尼与雪儿表演时间》，确信那两位明星就是我的父母。我嫉妒他们那个被阳光晒成蜜一般肤色的女儿查斯蒂，以为她取代了我的位置。虽然童年的梦想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但我还是有严肃的理由不去找寻他们。我的生母在把我交给领养机构时签署了保密文件。我难道该侵犯她的隐私权吗？费舍尔女士说："任何一位母亲在签署这份文件时都处在取辱于人的境遇中。"，我可不同意。也许我的生母觉得让别人领养我才是件耻辱的事情，而且她也不愿意告诉任何人呢。或者也可能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没准备好面对这种亲子关系。我还有一种恐惧，害怕最终发现我的生命竟来自一次强奸、乱伦或是其他什么悲惨的经历。

不被发现的权利

　　你一旦找到某个人，你就不会不了解她--而且不是所有的团聚都很幸福。宾夕法尼亚州布克镇 29 岁的卡罗尔·桑德斯基接到社工的一个电话，得知她的亲生父母在寻找她。尽管桑德斯基不想和他们相见，社工还是坚持己见。"她想搞清楚我出了什么毛病，"桑德斯基说，"她告诉我，除非你和他们相见，否则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未经许可，社工就把桑德斯基的地址给了她的亲父母。很快她就收到骚扰信件，她像个婴儿一样承受他们严厉、无情的斥责。由于这份经历，桑德斯基只得谨慎地面对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推动家庭团聚的组织。"他们真会操纵人，"她说，"他们问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说：'嗨，请稍等，我是个成年人，我完全有权利作出自己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和我的亲生母亲见了面，许多关于遗传特征和出身方面的问题会-一澄清，但我还是只想做我自己。我不想知道自己的眼睛长得像谁，也不想知道自己是否跟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尽管我现在的脾气跟我的养父酷似。

　　把亲子团聚当做解决生命中全部问题的捷径或者寻找心灵相通者的惯用手段，这根本是不现实的。我的大多数朋友和他们亲父母的关系都不如我和养父母的关系融洽，我们有那么多相通之处。

　　是的，可能被收养的事实使我产生被抛弃的恐惧。我拒绝过许多男朋友，因为我总是在他们离开我之前抢先离开他们。和朋友聚会时，如果和我聊过几分钟的伙伴对我不告而别会刺伤我的心。当我现在的男友有一周时间不在我身边时，我会害怕他再也不回来了。但我怎能把这一切归咎于孩提时代的经历呢？

　　"仅仅因为你过去是个坏脾气的小孩，或你现在有了麻烦，人们就把这一切都推到领养的头上。"住在纽约市，现年 40 岁的多蒂·恩里科说，她是被人从韩国领养的，现在她和她丈夫又去韩国领养了一个孩子，"当我第一次回韩国时，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来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来了。我从没有找过他们，我认为这是个人的决定。为什么人们都确信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就能成为生命中脱离苦海的良方呢？"

　　我不能否认我的生身父母的存在，否认是可笑之极的事情，同时他们也不能否认我今天还活在世上。一想到他们不知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我就感到欣慰--我不希望他们现身。我只想他们很偶然地进入我的梦中，或在我的想像中出现，他们在云朵里翱翔，为我现在幸福的生活而惊异和快乐。

　　（李燕摘自《世界妇女博览》2000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