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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塞缪尔·斯迈尔斯
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大多数能意味着什么呢？'"席勒说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投票应该考虑的是投票者的分量，而不应该是考虑得票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那些摇摆不定而又愚昧无知的大多数来决定，那么这个国家是迟早要毁灭的。" 在脱离苏格兰长老会以后，诺曼·麦克劳德说："继续站在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一边，按照自己的良心所指示的职责行事，这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场合，等待他的总是嘲笑和嘘赶。""我今天看到了一座坟墓，"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它在一座有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的小礼拜堂里，墓碑上的碑铭是：'这里躺着一个诚实的人！'我多么希望以同样的方法生活，让人们给予我同样的悼词啊I" 愚昧无知和粗心大意的人完全受那些没有道德原则的人摆布。而且愚昧无知的人仍然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在法国巴黎，一个骗子由于妨碍了纽埠渡口的交通而被带到了法庭，地方法官对他说："小子！你是怎样把人群吸引到你身边而且作取那么多钱财的？难道就靠兜售体那"确实可靠"的废话？""先生，"这个骗子回答说，"当时经过纽埠的人数，您想想会有多少呢？""我不知道。"法官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大约有10000人。你认为其中有多少聪明人呢？""喔，或许11个。""11个恐怕是估计得太多了，"这个骗子说，"不过，我把这100个聪明人交给你们去管理，其余的9900人则是我的主顾。" 有些人在各方面都是贪污腐败的，他们没有任何诚实正直的品格，没有任何自尊，没有丝毫的做人的尊严。否则，他们会拒斥来自各方面的贿赂。政府官员克扣经手的各种货物，不管这些物品对自己是否有用。因此，士兵们那些粗制滥造的鞋子总是在行军途中坏掉，他们那些以次充好的军衣总是破烂不堪，那些罐装的食品总是腐烂变质。纳尔斯上校在谈到北极地区他们那些水兵的物质供给时神色悲伤。这些军需品由于运输途中的贿赂和贪污，到达士兵手中时已不到国家规定的现役军人物品供给的四分之一。 人们的许多做法都是违法犯罪的。一张支票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到某个官员手中。这个官员又会把它转到自己的银行户头上。因此，一个人薪水很低却可能成为富翁。公开招股公司的职员道德极其败坏时，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办公室的大门上会贴上这样一张字条："本公司的职员不允许接受贿赂。"然而，厨师会从零售商手中拿回扣。仆役长与白酒供应商会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泰晤士报》评论说，"极大地损害着各种商业关系。但是，如果这种风气愈演愈烈，从公司职员和市场侵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中，那么，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和他们的信誉就会彻底完蛋。公务员应该廉洁和忠于职守，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有收取小费或有行贿受贿的嫌疑，那么这便是一个精神沦丧、道德滑坡的时代。" 有一个发明家提出了对政府官员进行财产登记的建议，并且这项工作不能交由秘书去做。"对我们来说，这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使人诚实的机制，但是，我们恐怕做不到。"我们需要诚实的人！到处都回荡着这样的呼声。那些骗取了人们的信任的人，他们的偷盗和诈骗行为往往被警察局和法院揭穿，其结果是他们声誉扫地。人们最需要的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是可以信赖的，你需要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可以信任的，以此来取信于人。 国外的情况也大体差不多。俄国、埃及和西班牙的情形最为严重。在俄国，官员的腐败甚至高层官员的腐败；都十分普遍。无论做什么，都得留下买路钱。贿赂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角落。从买卖商和管辖他们的官员之间的约定，到商品的直接移交，腐败之风极为盛行。这些政府官员的借口是他们的薪水太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花费了巨额资金。给工程师和筑路工人的工薪数目也十分巨大，但是大多数被工头和主管人员盗用了。蒙特奇科夫王子陪伴沙皇在经过莫斯科的短途旅行中，想刺激正在俄国访问的波斯大使。这位波斯人视察了黄金砌成的圆顶屋、大理石的柱子和长达数英里的店铺，但是，他对这些东西都态度冷淡，全然不以为意。最后，沙皇俯下身子在王子耳边问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让这个家伙感到吃惊呢？""当然可以，陛下，"王子回答说，"让他看看修筑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铁路所花的费用吧。"在埃及，在亚历山大城，情报"走漏"现象是极为严重的，除非用金钱去收买当事人。在西班牙，进入口岸的每一只船都必须事先贿赂海关官员。他们的借口和俄国官员一样，不接受贿赂，西班牙官员就不能生活下去。 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也已习惯于和乐意于接受贿赂。金钱可以克服无数的困难，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在美国，合众国的精英们也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政府官员那点微薄的薪水是不够的。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也会接受马匹和马车，甚至是现金的贿赂。那些目光远大和诚实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觉察到了假公济私和贪污腐败正在迅速地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正在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 世界各地也同样如此。政体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这都无关紧要。产生差别的不是政体的形式，而是进行管理的人。如果统治者残忍自私，那么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祸端。如果统治者写于理性而又公正无私，政治权力就是一个社会的最大福扯。如果自私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国家都会笼罩在悲哀之中。邪恶自上向下蔓延，渗透到每一个阶级，甚至是最穷困的阶级。人生的历程就仅仅是为了钱财和自我。一切原则都被废除，诚实正直成了被人遗忘的美德。信仰渐渐化为乌有，社会成了一个争夺金钱和地位的战场。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拒绝出卖自己。阿里斯蒂德因为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被人称为"正义"。 勇敢而又诚实的人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而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品格。 普尔腾尼是下院在野党领袖，在一次演说中他引用了一段拉丁原文。罗伯特·沃波儿爵士对这段话进行了修正，并说愿意为这段错误引文打赌一畿尼。普尔腾尼同意打赌。他们查找了经典原文，普尔腾尼被证明是正确的。沃彼此把一个畿尼放在桌子上。普尔腾尼在拿起这个畿尼时，实求下院作证，这是他第一次把公众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现在，这枚用来打赌的钱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被称为"普尔腾尼畿尼" 皮特，也就是查塔姆伯爵，在被任命为负责发薪饷的军需官后，除了法律规定他的职位所应拿的工资外，他从不多取分文。在和平时期，军需官是允许在自己名下保留一大笔经费的，这个数目总计可达几百万英镑；他是可以把这笔钱的利息占为已有的。但是，查塔姆拒绝占这样的便宜。他也拒绝了外国王室在偿还英国债务时给他的小费，这种小费每年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不仅在金钱往来上，而且在道德品质上，他也是值得尊敬和公正无私的。 威廉·皮特这位伟大的伦敦议会议员也是同样忠诚的。他认为，金钱与公共利益和人们的尊敬相比，就如同脚下的粪土。他的双手是干净的。正当他与福克斯领导下的在野党进行竞争时，罗尔斯地区的书记职位出现了空缺。这是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美差，年薪为3000英镑。大家都知道皮特家境贫寒。人们认为他可能会委派自己，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在当时，这种情况也是习以为常的。但是。他却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低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家们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英国最高的爵位）时，他自己总是加以拒绝。对金钱他总是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土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认为自己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是真正的有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由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拿出来而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线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因为线米尔德没有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次日早上再来。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的时候，他把这些钱全赠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但是，他忠于职守，敢于承担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到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难能可贵地作了弥补，但是他再也不相信自己了。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0000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做一种侮辱。" 据说，伟大的劳伦斯勋爵在为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公办理某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的过程中，这位王公试图从桌子底下塞给劳伦斯一袋子钞票。"年轻人，"劳伦斯说道，"你已经给了一位英国人他可能会接受的最大的侮辱。考虑到你是个年轻人，这一次我原谅你。但是，我警告你要吸取教训！，不要再如此粗俗地冒犯一位英国绅士。" 科学家们也同样地展现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汉弗莱·戴维爵士通过艰辛的劳动，用易燃气体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为了减少矿工们的危险，他不愿为此去申请专利，而是主动将这项发明公之于众。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最好还是将这项发明申请专利，这样你就可以每年多得5000至10000英镑的收入。""不，朋友，"戴维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致力于这项发明也只是出于人道的考虑。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财富。更多的钱财或许会使我转移注意力，放弃我所喜爱的追求。更多的钱财既不会提高我的声誉，也不会增加我的幸福。当然，它可以使我的马车多加上4匹马，但是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人们只不过说，汉弗莱爵士赶着他的马车和4匹马。" （乔云鹏摘自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人生的职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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