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心中的可汗大洲

[美]董鼎山


  1859年时,苏格兰一个年轻的妇女初到中国,在吴淞江上乘船游览,写信回家报告她的所见:

  "两岸垂柳,枝叶飘入清澈的水面,河对岸是植满金黄色玉蜀黍的无尽的田野,丰茂的树丛之间偶露一角整洁的农舍。我们现在临近一座美丽的、布满绿色爬草的拱桥…清秀的绿山顶上屹立了一座古老的塔,它的不少伸突的青铜尖角在晨曦中生色,在日光下闪烁。"

  这位女上描述的显然是她亲眼所见和感受,可是她好像也是在描述当时欧洲流行的墙纸与瓷器上的图画。自从18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人士就对东亚那个神秘的大国十分向往。传教士与贸易商人所带回来的礼品与故事很能引起充满想像力的青年人神往。即使到了今日,初访中国的旅行者还要找寻在幼年时听了故事后那种想象中的旧迹。

  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新书《可汗大洲》的副题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这是一部富含风趣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其中收集了7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人士访华印象。

  远自13世纪后期的《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欧人士就对古老的中国有种着迷似的向往。这部文集收录的多是史景五教授予1996年开始在耶鲁大学的一级演讲词,内容包罗万象,有传教士、兵士、商人、教师、哲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诗人。剧作家、科学家、间谍、政客和各色各样旅行者的经历,始于13世纪的马可·波罗,终于20世纪的基辛格。

  书中内容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文章排列的次序是根据年代,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是表达学者式的严肃,而是显示旅行者的好奇。有的记载流露出叙事者印象的肤浅,例如,史景迁指出,马可。波罗自称曾在中国居留17年,可是他的游记中对中国的书法、茶以及妇女缠足的习俗等却只字未提。近年来欧洲学者中曾有人著文怀疑《马可·波罗游记》乃是出自他的想象。史景迁则以为马可·波罗在形容中国时头脑中有对他的故乡威厄斯的思念。意大利名作家意大洛·卡尔维诺于1972年出版的幻想小说《隐形的城市》就有一段形容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之间的谈话。忽必烈汗问这位外国来客为何不谈他自己的故乡:

  "还有一个地方体从不提及。"
  马可。波罗低头不语。
  "威尼斯。"忽必烈汗说。
  马可·波罗徽芙道:'我刚才跟你讲的不就是那个地方吗?'
  皇上不动声色:"可是我从未听到你提那个名字。"
  马可、波罗说道:"我每次形容一个城市,总会说到一些有关威尼斯的。"

  史景迁的新书就好像如此。那些欧洲旅行者到了异乡,所见所闻都是不熟悉的,可是在记述时,最终还是思念故乡。史景迁称赞《隐形的城市》为'在审美观念上最完整的有关中国的虚构作品",可以与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所写的有关中国的小说相媲美。

  中古时代的欧洲人士对地球另一角落的中国当然极具好奇,"他们对古中国的文化成就又迷惑又惊奇。初期的马可·波罗读者不但把中国皇帝与威尼斯执政者相比,而且也对中国的丝绸、纸币、花园、麒麟等产生罗曼蒂克式的神往。马可·波罗所形容的水上鸡鹅捕鱼、吃饭用两技筷子、积粪用做肥料、养鸟取乐等等现象更格外引起读者各种想象。而中国人口之多早已为欧洲旅客所注意。一个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说,我看到中国到处都是人,"往往,在你以为十分清静的大树背后会拥出一大群儿童来"。

  来自被宗教仇恨、政治敌对、地方暴乱弄得四分五裂的欧洲的人士,往往惊讶艳羡这么一个统一而井井有条的大国。有一个曾在中国居住多年(1659年至1664年)的西班牙传教上写道:"这是上帝天命使然。中国人不知基督教世界的纷乱,他们如果知晓,一定会鄙视我们。"

  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土常常自问,这样一个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言语各异的大国怎么没有分裂?这么多的人口怎么可能自给自足,而又相当稳定?它的固有文化怎么会经久不衰?历代学者们的解释往往自相矛盾。

  这部书中7个世纪的各种意见可以归入两个极端:有的赞扬司法制度的公正,有的则指出执政者的暴虐;有的赞扬崇高的道德观念,有的则批评全民族普遍的不诚实;有的赞誉一位精明的皇帝,有的则描述了受压迫的人民;有的颂扬孔子哲学,有的则批评上大夫阶级的颓废荒淫……当然,每一位旅行者的时代、经历不同,留下的印象也不同。史景迁教授给了我们一部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中国印象记,不但对外人有助,也给予中国读者一种启示:历史不断转动,历史永恒不变。

(田晓晖摘自《环球时报》199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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