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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户口在外地的普通三口之家在北京的生活实录。丈夫原是武汉某大学讲师，妻子为湖北某新闻单位编辑。1990年初，他们离开原单位，带着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
这是他们分别谈论这段生活的"口述实录"。我们为什么到北京？
1989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北京做探亲访友式的旅行。这个机会是用一部电视片的撰稿换取的──旅费全程报销。这一年，我们为湖北电视台策划、撰写一部6集电视专题片《中国酒文化》，当时台里的稿酬标准很低，120分钟长度的片子、几万字的稿子只有750元钱，编导为此很不好意思，于是就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旅行作为补偿。
这一次北京之行距我们上一次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6年前，我们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但这一次对北京的印象与那时大不一样。
在北京读书的4年间，北京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它绝对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细雨霏霏红花绿草。北京的老百姓差不多可以用缺吃少穿来描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吃不上生猛海鲜，穿不出鲜艳色彩的服装，仅有的能露露胳膊腿的夏季又是那么短暂。记得我当时的一位北京同学在戴上羊剪绒皮帽时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穷人怕冬。北方的老百姓实在是希望夏天能长一些。
这还仅仅是就内陆的比较。如果把上海这样的老殖民地以及广州这样的海外风潮的新滋润地算上，从前的北京就更不能一比了。上海外滩夜里的灯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那么明亮，而广州在80年代初已开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一切，在同时的北京到哪儿去寻呢？
但是，1989年的北京，在我们的眼中今非昔比。地铁开始环行城中，一幢幢高楼树立，东城的星级宾馆已在大陆首屈一指。我们乘坐的火车进入北京，从丰台起就有很多戴着钢盔的战士守护着铁路沿线，来接站的同学被挡在进入月台的地道口，直到火车停下我们走上月台才被允许放进接人。
我们在北京度过了兴奋的一星期。其间，由于同学关系，我们拜望了文艺界的一位领导。他是个大忙人，但在这时却富有闲情逸致地设了家宴招待我们。这般轻松的接待我们这以后再也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过第二回。
享受过了还得好好干活。1989年深秋，我个人为了《中国酒文化》这部片子的最后工作──主题歌和艺术顾问等事务──又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想请范曾担任艺术顾问，夏天拜访过的那位文艺界领导帮我联系范曾，但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去他兼任总编辑的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看一看。后来这位领导对我说，他不了解我多少情况，只是看到我背着一个牛仔包，风尘仆仆毫无顾忌地忙于拍电视，觉得我大概会是他办音像公司的一个帮手。
1990年春节里的年初三，我结束了连续几天几夜的麻将大战，还是背着一个牛仔包，应那位领导之邀，利用学校的寒假，一个人去了北京那家音像公司帮助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必须回校，这时那位领导给我开了借调函，要我回校办理借调手续。
拿着借调函，我回到了武汉，跟妻子商量。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换一种生活，这就到了赌一把的时侯；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充满着不信任，准备给我的职务只是总编辑助理，无力回天；工资和生活待遇只能说够活着，而且还不能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我把这些想法和盘托出，请妻子定夺。我以为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她根本不把我的这些顾忌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说：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妻子一直在做着作家梦，但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平淡经历是她的致命伤。这就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另外，因为"早婚"（23岁）、"早育"（24岁），单位领导视她为落后青年，在单位总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在我，经历虽然已够丰富，当过兵，做过工，搞过工业管理，当时从新闻单位调入学校，想的就是这一辈子到了做学问的时侯了。可是，遇上这么一个可以多少让自己亲身操练的新兴行业，心又活了，而且是到北京，这么一个我呆过几年的又有了新近良好印象的大都市，就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吧。初到北京的感受
这就打定主意去北京。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分别办好了借调手续（因为不愿再分居，我向那位领导多要了一份给妻子单位的借调函）。办得如此顺利是因为我们退出了单位分的住房，使得单位领导看出了我们的决心。在这个星期内，我们还收拾好了所有家当，联系了一个5吨的集装箱。运输工人用卡车载着集装箱开到家门口，把一切装进箱里，最后剩下两辆自行车也紧贴在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箱边上，关上集装箱门，打上铅封后，工人把铅封号码交给我，以便我们收货时对号才能启封。把全部家当交给集装箱的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火车，随身只有一个小包，装着一些洗刷用具和路上的食物，可谓是轻装简从，潇洒得很。不过跟着我们上火车的还有一袋50斤重的大米和一桶10斤重的食油，一个月在北京的考察使我知道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北京还没有自由粮食市场，50斤大米够我们一家对付一两个月，我想两个月以后会有办法的。两个月后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学生，他分在中国商报社当记者，负责粮食报道。用这条路子，加上亲友的接济，我们生活到了北京开放粮油市场。当时我们还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但这是妻子的一厢情愿，有总比没有强，实际上在北京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们就赶上了亚运会。亚运会在北京盛况空前，可是我们家也被骚扰得够呛。当地派出所在我们住处一带盘查，终于发现这里隐藏着我们及其他一些外地人。有天傍晚，他们突然搜查了我们院子里的单身宿舍，据说是要查一查有没有印刷机这类宣传用工具，我想是北京当时出现了反动传单？结果自然没有。接着当天夜里，两位警察来到我们家，要我们出示身分证明。我们拿出武汉的身分证，警察又问孩子的，我们说孩子没有身分证，但有户口簿在武汉。我又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以此证明我们是大大的良民。警察应该也相信了这一点，但是那个老警察还是用法庭上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表情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条例第某某条之规定，你们这是犯了法！我一直盯着警察的嘴，等待着他继续说出更耸人听闻的判决来，同时我瞥了一眼他身边的年轻警察。那是一个白面孔的年青人，我感觉他在听到老警察说出你们犯了法那几个字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他的同行的一丝丝笑容。接着年轻警察站起身来走到我们的卧室门口，朝里张了张望。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架柜子和一个书桌，都是我们从武汉运来的，别无他物。当年轻警察回过身时我发现他眼神里有了好奇。我想这是因为他已经从我前面的交待中得知，我和妻子原来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在一个大都市里的正经单位工作，为什么要到这北京郊区的农村宅院里身分不明地活着呢？也许是他这一突然的起身动作扰乱了老警察的心情，之后，老警察说："你们明天来派出所办暂住证吧。"
这样的骚扰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太多回味，因为我还得忙公司的事，但妻子以及女儿却着着实实地惊慌了很长一段日子。她们一天24小时都在那一带活动，跟当地派出所抬头不见低头见。妻子每天要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幼儿园，或去买菜，自行车还是武汉的牌照，身上没有一丝儿证明自己有资格在北京居住的文件，怎不叫她们时时地心惊肉跳？所以自行车都不敢上大道，总在乡间的小路上窜来窜去，倒是跟鸵鸟似的看不见警察了，但又被村里的恶狗时常惊吓。女儿因此而要求走大道，母亲只能解释说小路来得快。
我们住的宅院规模不小，占地将近400平米，小二楼，楼前一大块空地。这是我国驻外机构的一名官员买下后租给我们的。这位官员来自台湾，联合国驱逐台湾后他起义了。我的父亲应该是跟他交过手的。他是黄埔军校多多少期的，我父亲是陈毅新四军的部下。我父亲来看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当房主威风凛凛地带着他的朋友来看他的家产时，我父亲也只有板着脸与房东点头。下班回家，老爷子跟我说了一句："他妈的真是国民党，跟咱招呼也不打一个。"我想，老爷子是给我面子，要不然，凭他的脾气说不定会拔出枪来，不过他现在没有枪了，他已从军队下来多年。后来我还想过，美国影片《闻香识女人》里的那位退役中校跟我爹当年的军衔是一样的，可人家是何等的威风，能够在出总统的学校里指手划脚。
我有一位同学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处长，亚运会开幕后负责电视收视率调查，在京郊工作时来过我们家，一个劲儿地赞叹："这是兵团级的住宅！"不知他是鼓励我们回到北京，还是只看到了外表，其实这兵团级住宅的下水没有跟城市的管道接通，也没有保暖设施。房子后墙有一个人工挖的化粪池，冬天化粪池结了冻下水不畅，于是冬季的粪便处理便成了问题。我曾经爬过后墙，操练钢钎大锤为了打开化粪池里的坚冰，但无济于事，由此真正明白了北方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我的一个朋友想出火攻的办法，使用了各种火器和燃料，却也不灵。最后还是我妻子狠心把她在大学时代就用过的一个"热得快"放进马桶坑里，接通电源，烧了一整天，才算溶热了冰水，也使我再一次领略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打破的真理。
这所宅子是我的领导给我们来北京的生活待遇，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比起那些真正的流浪者，我们就象住在天堂。妻子把这个院子伺弄得花花草草，老爷子来了还养了一窝下蛋的鸡。院子的墙比较矮，有一回我们洗晒的毛巾毯被人从墙外勾走，妻子大为痛心，因为它是我们当时的奢侈品之一。但是我很快地宽解了她，我的道理是如果有谁这么费心地弄走了它，那么这东西对他肯定比对我们更需要。
有关家居的这一切，对我来说的确可以淡然处之，因为这所宅子对我只是旅店，白天我都在路上和公司奔忙，每天都要到天黑或深夜才能回到这儿。然而家对于我的妻子和女儿却是再重要不过，这所宅院是我妻子当时生活的全部所在。她办的是一个假借调手续，只是为了不分居。当时的北京文化单位不接纳没有正式关系的人，因此，妻子就一直在家。这倒也遂了她的一个心愿：当作家──坐在家里。待业的日子
突然间，我过上了一种真正自然状态的生活。
来到北京，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就有20多人。因为见不到我，他们只能向丈夫打听我在哪儿工作。
"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一位男同学感慨道："人类进化得如此之快！"
女同学则叫喊："在家怎么呆得住！"
清晨，丈夫早早起床去上班，我和女儿爱睡到什么时侯就什么时侯。我一般要睡到八九点，这在上班族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时侯6点多就得起来。无论你昨夜睡得多晚，看孩子看得多么辛苦，也无论你是头晕眼花还是正来例假，都得象军人一样迅速干练地起床，自己穿衣给孩子穿衣，自己洗漱给孩子洗漱，早点拼命往嘴里塞，收拾屋子，推出自行车送孩子上幼儿园。有时孩子会突然不高兴去幼儿园就连哄带骗加上威胁，直到把她送进去。等8点准赶到办公室，人已累得差不多了，还得再打起精神应付乏味无聊的8小时。
我那女儿与我一样在家"待业"，因为初到北京还没有联系上幼儿园。在起床时间上她也不甘示弱，与我比着看谁睡得更久。我起床时她常常是睁半只眼看看我。问她起床吗，她不搭理，再看看她，已昏睡过去。这一"回笼觉"，一睡又是一个小时。
有一天上午，看看表已是10点，再看看女儿还在蒙头大睡。摸摸她的脸、额头，没有发烧。等我家务活干得差不多，再瞅瞅她，还在睡，面色红润，呼吸均匀，绝对没有生病。到11点，我第三次走到她床前，刚要去摸她额头，她睁开了双眼："妈妈我饿！"
看来不是肚子饿还不知什么时侯醒呢！
她大口嚼完我烙的鸡蛋饼，然后搂着我的脖子说："这么久不上幼儿园，真幸福啊！"
每天，女儿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玩耍，不想玩了就进屋听我"讲课"──或是识字，或是画画，或是学做手工，跳绳、跳房子也算是她的必修课。
遇上我干活时，就丢给她一把剑（塑料的），随手抓一件衣服头巾什么的往她肩上一披，她立即成了动画片里的男、女主人公──
"可赛，前来拜访！
"交出来吧……哈哈哈哈……
"我是希瑞（这一声必是拉得长长的），赐予我力量吧──
"来吧，嚓嚓嚓！"
只见她一会儿跑到墙根，自言自语踱着步，一会儿又跳上花坛，挥舞利剑好不威风。
或许是为了怕我们寂寞，丈夫做主买了5只小鸡。因为夜里太冷，第三天就冻死了两只。以后总结经验把台灯点亮放进小鸡睡的纸箱里，但死亡仍不可避免。我们将这些小鸡埋在花坛里，坟堆上，竖着5根小树枝做墓碑。
养鸡不成，又向院里足有七、八米长的一溜花坛发起进攻。先是种上耐旱的美人蕉、地雷花（有的地方叫它洗澡花，原因是用热洗澡水泼它不但不死，反而越长越旺），接着又播了无数粒丝瓜种。院墙边也不让它闲着，种了一排玉米，玉米苗是我从野地、沟边挖回来的。为了搞好种植业，我还专门买了这方面的书。
狂热的种植活动伴随我度过了来北京的最初时光。
当然我也干点别的。从我铁了心做一个家庭主妇起，家务活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烦了。
短短的时间里，我洗完了家里所有的毛衣毛裤毛背心、床单床罩和被套，整理了无数件衣服。这些衣服上的破洞、开线和脱扣处，以前总在眼前晃动，任丈夫怎么说老婆死了一类的话，我还是命令大家将就着穿，没有心情、时间去缝去补。而现在，经过缝补后的衣服，再也不龇牙咧嘴了。
家务忙完后，我就进入了自己的天地。或挥毫抄抄古诗，或翻出碎布做个洋娃娃，或画枚彩蛋什么的。
再不然，什么都不做，拿本书（其实也不看），端只小凳，坐在院子荫凉处，看院内蝴蝶翻飞于种种花草间，听院外槐叶摇动鸟鸣声声。
此意境正如元代卢挚老先生所描绘的那样："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无是无非，快活煞庄稼。"
日子过得如神仙一般。
但现代神仙是要吃要喝的，神仙在现代或许是一种堕落。日复一日，我让自己"堕落"下去。在菜市场，我毫不害羞地去拣被人扔弃的踩烂的葱，回到家切去葱叶将葱头种在地里；那些看上去还能吃的菜也会被我捡回来处理干净后塞进一家人的肚子里。紧缩开支，不买衣物不买化妆品，靠着丈夫一人的工资，我们生存了下来。我可以试着出去找工作，但不想，这时我已不愿失去这份自在。用固定的薪水来换一份用心维持也永远是岌岌可危的人际关系，值得吗？惨淡经营
上级给了我们这个公司实实在在100万元注册资金，我到公司时账上资金还剩几十万。在这之前经营了一年半，有赔无赚，原因是没有经验，公司所有人都在学生意。如果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有了经验，从此开始再干，倒也是件好事，但糟糕的是公司的头儿弄明白了做什么会赔，从此处处设防，小心谨慎，搞得大家拿不出报上去能被批准的项目。没有项目，不用投资，账上资金消耗得少，好跟上级交代，但公司就这么坐吃山空，员工的前程也被耽搁了。我来公司，多少有那么点背水一战的意思，就更不能坐等，于是利用多少还有那么点领导班子成员的地位，自己申请了项目做起来。
一面做项目，一面还得想着公司的发展。终于把公司分成两个部门实行承包，大家能干活了。我到一个部门去负责承包，一年下来，这个部门买了车，有了录制设备。但另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产品发出去收不回款，欠了材料和加工费好几十万。这样我被公司抽回，提升为分管业务的副总。我要求去出了问题的部门，但由于上级下不了狠心换这个部门的头儿，我只好把我原来所在部门一变二，二又变三，加上与外面的合作，用迅速发展起来的10多个承包部门的收入来解决一个部门的债务。
现在公司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00万元。5年时间，我以一个外来打工者身分，在没有人事权和体制变动权情况下，把公司做成这样，应该说是完成了人生的一种经历。数字说明不了问题，其中的酸甜苦辣也说不清道不白，恐怕还是旁观者清。
他做过许多行，都嫌轻而易举，天生我才却无用我之地。做生意人后，他不再鸣冤叫屈，反而感叹：七十二行中，做买卖最费心神，只有最智慧最勤劳的人才能干好。
他变得非常忙，在家也顾不上跟我说话，常常是一付茫然若失的样子。白天，他去上班，孩子送到幼儿园，家里只剩我一个，就等着他回家能说说话，但一见他在家里张着嘴嚅嚅诺诺地应答的样子，寂寞又爬上心来。我不惯与陌生人交谈，只喜欢与他这个大熟人说话。一旦他也不与我说话，我才从昔日夫妻情深里醒悟过来──自从做生意后，他已不大与从前的朋友们来往，只捧出"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广告牌来献给大家。或许这只是自嘲，但也说不定是找到了论据。
每天清晨醒来，他身边躺着的永远是平庸清淡的我。他说："我们已经好了10多年，这么多年来只爱着一个女人，不腻吗？"
这话已经煮得烂熟。
"那你就去换换口味嘛！"我的话也用油煎炸过无数遍。于是房间里满是焦糊味儿。
"唉，也只能说说，没时间啊……"
为他一划算，还真拨拉不出那份清闲去招惹女人。尽管这年头老板总跟些风流韵事搅在一块。而且他的外包装也成问题。
在外包装上他出过一次洋相。
他主持了一次公司的大型新闻发布会。会前一天，一切就绪，就只剩他自己的外包装。他把仅有的3件过时的外套摊在床上，企图从中选出一件来。他拿起一件我就摇一次头，连摇3次头后，他不问我了，随便拿起一件往身上一套，带着侥幸的神情说："也许明天不冷，只穿件衬衣就行了。"
一句话提醒了我──无论穿什么外套，里面总得有件好衬衣──于是我们又一起找衬衣，一起希望着明天气温突然转暖。
记得他衬衣倒是不少的。一下就找出4件。一件是10几年前做的，袖口领子早起了毛边，立刻被扔到一边。另一件是岳母做的，领子没加硬衬，也被淘汰。还有两件半旧的白的确良，一看领子都被补过。"那次涨价前我给你买的提花白衬衣呢？"我提醒他。
"哦，对，那件最好，后天可以派上用场。"
我在他的衣柜里翻找。
"别找了！"他猛然想起，"在我身上呢。"
"快脱下，我马上把它洗干净……"
"不行，今天还得穿它，要见几个重要人物。"
"那就晚上洗……"
"好，北京就这点好，晚上洗，明天一早准干。"
新闻发布会成功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大报都做了宣传。但天不作美，他仍需穿外套。结果有人提意见，主持人形象不怎么样。
不过我很清醒，他的外包装再怎么弄，也不会象老板。公司的事使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晚上回家，我气他饭量敌不过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他求我放他一马："我实在没有胃口。你让我去睡觉吧，一个觉没睡足的人是吃不下饭的。"然而夜里我一觉醒来总是见他苍白瘦长的脸上睁着一双比白天还有神的眼睛。"你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很累吗？"
"越累越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些乱七八糟的白天的事，还得计划明天的工作，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只有见他真的睡熟，我才能放心地再睡。可是他难得有睡得好的夜晚。白天他总是折磨大脑，一到夜里大脑就来折磨他，他的梦话不断。"完啦！公司没有希望……"或者是"我们是企业，不是机关！"一次，一位好友来家过夜，早晨起床问昨夜我们家是不是有人在开会。
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说，他该进补。有的建议我给他吃红参，有的建议给他喝太阳神。看中了太阳神的能治胃病，咬牙给他买了一盒。费了我好多唇舌，拿起广告，又是念营养成分又是念客户来信，他终于吸了一支。吸完后，他教育我千万别再迷信这些东西以免走火入魔，这都是心理暗示等等，就象"神功内幕"一样。《神功内幕》是他拍的一部录像片，内容全是揭露伪气功，该片主演司马南，就是现在中国气功界的许多大师相互提醒"小心司马南"的那位。
拍片本是他来公司的计划之一，当年他为电视台拍的片子几次得全国奖，他觉得电视台束缚多了，音像公司应该自由一些。但是到北京几年，只有匆匆拍出的《神功内幕》，其他时间精力都被处理国有企业那些共通的问题占用了。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买了一本蔡志忠漫画《禅说》，如饥似渴读下去的竟是他。他说做书生时读不出味，只有做了一名生意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手捧一本《禅说》，拥挤憋闷的地铁一晃就过去了。"
早晨，往往走出院子又折回来。"我的语录……"于是我马上到床头找到那一类书，放进他的手提包里。我成了自由撰稿人
从一个新闻单位的编辑变成一名自由撰稿人，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就在我还未适应这一新的角色时，我的父母千里迢迢来看我了。尽管信上可以骗他们，我工作单位在哪儿，工资是多少，但人一到，实际的生活状况就瞒不住他们了。我们住在郊区，附近连象样的副食商店都没有，孩子在农村小学就读，做饭没有煤气，院子四周飞满蚊子苍蝇……父母唉声叹气，完全不能理解我们为何丢掉舒适的工作举家北上。这种情况下，如果胆敢告诉他们我"赋闲"在家，除非我有三个脑袋。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亲，特别看重我由于上了大学在新闻单位工作所给他带来的荣耀。
父母来的第二天清早，我不得不去"上班"。
当我背着一叠稿纸走出院子时，却一阵茫然，去哪儿"上班"呢？丈夫单位、朋友家里都不方便，最后，我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公园。
这个以人烟稀少而吸引我的郊区公园，一旦将书桌安在这里就令人失望了：篱笆外是隆隆的汽车声，头顶上有蝉儿们疯狂的嘶鸣声。在吵得头发麻、心发慌的状态下，我努力写着清淡的流丽的散文。
傍晚，我按时"下班"回家。
"在哪儿混了一天？"丈夫小声问。
"公园，写散文。"
"不错，环境很好。"丈夫由衷地羡慕，"明天再去吧。"
父母来京期间，我很少"请假"陪他们。我多么想以本来的面目面对他们。远离家乡，是为了实现抱负，到北京发展自己，我已别无他法。但我若说要以写文章来养活自己，谁也不会信的。有次去女友家玩，她请来了邻居──大名鼎鼎的一位青年作家。女友向作家介绍说，为了实现当作家的理想，我连工作都不要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不一会儿，作家就牵着他的女儿离开了我们。女友这才如梦初醒："糟啦，我毁了你！"一件事情被推到极端，其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而且，这位作家因写作出名也没有辞职，他现在还是报社一个部的主任。
我只有更用功地写作，什么也不用多说。
1992年初春，一位画家朋友来到北京，告诉我有关圆明园艺术村的情况，我立即去了。在那儿，我看到了一群面有菜色、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丢掉铁饭碗，远离家乡，来过这种他们称之为"三无"（无户口、无单位、无家庭）的生活。画家们一边在刚够温饱的日子里喘息，一边在色彩、啤酒、女人中陶醉。艺术村，它是我们沉闷生活中的一丝亮色。此后，我多次来到艺术村。在烈日炎炎下，拖着疲惫的身子，每天奔走于十几公里外几十个画家之中，中暑、虚脱成了常事。
不过，哪家报刊会发表这种东西呢？
3个月后，这篇将近4万字的纪实文学完稿。一年后，这篇题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全文刊登在1993年第3期《钟山》上。
我选择了圆明园艺术村作为我的突破口，是因为曾经有过教训。
在这之前，有天我去北京日报社，门卫拿出会客单让我填，工作单位一栏，我没有填。门卫看了就问："单位怎么没填？"
"……我……"
"问你呢，单位？"
"没，没有。"
"怎么连单位都没有呢？"门卫认真地问。
"就不能没有单位吗？"我突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可乐。
这样一说，门卫态度缓和了，但还是不放我进去。眼看着那些比我晚来的出示了单位证件的人一个个进去，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处境。
有时去采访一些名人，还没等你提问，他们就先问你是哪家报社的。那些连报刊大小都要挑的主儿，你能告诉他们你是自由撰稿人吗？验明正身后，他们会说一句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诸如此类的话。那时我的名片上不敢有自由撰稿人字样。个体户有执照，国家认可的经营范围，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
自由撰稿人，她的副产品是随之而来的那份孤独。自由撰稿人不比做生意的个体户，个体户有自己的客户，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撰稿人虽然也需要出门采访，但更多时候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写成文字需要大量时间。忙于公务的丈夫又很少回家，我比常人更多出一份枯燥与单调。
在这份孤独里，我种植一切能弄到的花草。卧室里、窗台上，披挂着各种常绿的吊兰。那盆秋海棠，一年四季盛开红艳艳的花瓣，默默地陪伴着我。
孤独中，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打老鼠。这习惯令丈夫不可容忍。有一天，丈夫突然发现羽绒服被咬了一个洞，大叫："不好，家里有老鼠！"然后埋怨我，"你整天在家，怎么也不管管？"
"干嘛要管？每回老鼠进屋我都不赶，看着它一步一步爬进来，特别可爱。"
"你……"丈夫又好气又好笑。
想象一下，如果你也整日孤零零一个人，到了夜里依然跟自己的影子相伴，而屋外是荒郊野地一片黑咕隆咚，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位漂亮机灵、精神焕发的老鼠，你会不会很欢迎它？
然而，我还是感激孤独，感谢孤独的自由撰稿人生活。这份生活，使我拥有了──自信──这是一份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侈。明天怎么过──关于女儿
我妻子如今是遂了心愿。我所在的公司现在也做得够红火。但是我们一直有着一个潜在的忧虑──女儿的生活状态算得上正常吗？
早在我从大学毕业分到江苏工作期间，当时的同事就说我女儿小小年纪跑的码头够多了。那时我与妻子分居两地，女儿一会儿在妻子那儿，一会儿在我这儿，后来我们到了武汉，现在又跟着我们来到北京。由于频繁迁移，女儿的幼儿园总共上了5年，到7岁该上小学时还被学校强制着上了一年学前班，所以她的岁数一直大于她的同班同学。尽管我们当时到学校去向老师介绍她是如何聪明和努力，不需要再上学前班，但还是莫名其妙地被学校强调从南方来的孩子更需要好好学普通话而放弃了妄想。。我们只好自我安慰，这样也好，比别的孩子大上一两岁，更有利于她的身心发展。女儿也算是给了我们面子，上一年级时，就成了班主任老师的忘年交，可以在大冬天不让她去上操，留在教室里与老师谈心。这位新婚不久的女老师，甚至与我女儿谈到了自己在新的家庭里的生活困境。
在女儿这些年的学习生活中，仅有一次我问过她的成绩，那是从农村小学随我们搬家转到城里小学上二年级时，她得过一次不到80分的成绩。这使我很惊奇，因为她在原来的学校里从来是双百。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次过问完全显得多余，因为到转学的第一学期末，她的成绩就已经在班上名列前矛。
我们从来不在女儿面前谈起户口这一类问题，尽管由于户口问题使我们每学期要向学校多交几百元钱，而且在女儿所在的小学并入一所所谓重点学校时，我们还被勒索性地一次交了6000元钱赞助。那是一个火烧眉毛的日子。开学了，女儿到班上去，正上着课，有人进来递了一个纸条，于是老师突然宣布：某某同学，现在请你回家，让你家长来交赞助费。女儿哭着回到家里，说了情况，她妈妈立即赶到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希望能通过解释情况减免赞助。校长办公室里，已经有10几位家长，他们中有一位是从外地来的扫街女工，她的那点儿工资肯定无法支付这笔赞助费，因此她只能哭求。我妻子还有办法，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想办法。本来，以我的修炼对来北京后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处理一概是不紧不慢，但这一回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因为孩子的委屈实在是由于我们的盲动造成的，不是不报时侯未到。于是我利用我的职权，头一回未经有关程序，从公司拿了一张支票，火速回家。然后才向我的上级报告。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们比起那位清洁女工还是天上地下。她的儿子可能就此失学，据说后来她还是四处借债凑齐了这笔赞助费，看来那位腰挎BP机手持大哥大的校长先生还是难不倒天下父母，或者说这笔赞助费绝不是天文数字。当我听到妻子描述这位校长手持大哥大的英姿时，我实在忍不住修炼，嘴里嘀咕了一句：这世道真他妈流氓都可以做孔夫子。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只在这里上一学期时，那位校长说你就是上一天也要交6000元！对这位校长，我一时还真没有办法，记得我接到妻子的告急电话时，我连呼了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学，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关系达到帮我减免赞助的目的，但同学们的回答一致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出办法。新闻媒介的朋友是我最硬的关系了，他们或许可以在事后进行报道，但那时钱也交了，况且我的女儿还在这个学校上学，万一弄得不好，也有可能被勒令退学，一个小学校长也有了大哥大，谁知道他是黑道白道，又况且，教育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命脉，本来教师的状况就令人同情，新闻媒介哪里敢在他们头上开刀，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吗？我只能说是我的红眼病发作了，凭什么小学校校长不能拿大哥大，只能你们公司老板为所欲为？你们不就是有点钱吗？可是我们小学仅仅这一笔赞助就能收到几十万，加上孩子们交的各种名目的借读费、管理班费、学杂费、小饭桌费，这所小学一下子收到的资金就有几百万，比你公司老板神气多了。
直到最近，我才开始与女儿小心地讨论一点关于户口所引起的她在学校的身分问题。女儿告诉我，虽然全班只有她一个赞助生，但没有同学对她另有看法，我的心顿然宽慰，赶紧给她打气："你要这么想，全班只有你一个是交了大钱上学的，你应该为此而自豪。"算起来，女儿已经给我捧回了5张奖状，每学期一张（现在是她的第六个学期）。
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官不知怎么也成了孩子的一种欲望，因为转学，女儿没能进入中队委班子，但由于她在全班的民主选举中得票第三，老师为了照顾原有班子和尊重民主意愿，让她做了一个小队长，发给了她一道杠的标志。回到家里，我说这也不错，但女儿却满不服气，并且从此把那标志扔在家里，直到学校说不戴标志要扣分以后，才无可奈何地戴上。好在最近女儿的心态有所平衡，有一次她跟我说，看来我只能作个组长，指挥8个人，因为现在我们组做值日时，我把8个人的工作安排得不错。我问了一句：那你自己在干什么呢？她告诉我，她不干什么，安排好别人不就行了吗？星期天，我让她扫楼道，她干得很认真也很自豪。我说今后你自己生活不成问题了，因为扫地也能拿到工资。她说我不会去干清洁工，让考不上大学的人去扫地吧。这使我又一次意识到这年头孩子想的跟我们那时不一样，得慢慢地跟她说做一个普通人的道理，这几年为了使她不自卑，我们给了她太多的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耳濡目染。
女儿好办，可以去从事很普通的行业，可以去上大学出国，明天对她总是美好的。我们呢，就这么身分不明的在北京混下去？妻子跟我说起朱自清的散文《我是扬州人》里的一段话，"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
我想，不管最终能不能找到精神的家园，我们总还有故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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