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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的历史变迁
把电脑捣乱分子等同于黑客，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从事黑客活动，意味着对计算机系统的最大潜力进行智力上的良由探索，意味着尽可能地使计算机的使用和信息的获得成为免费的和公开的，意味着坚信完美的程序将解放人类的头脑和精神。这也就是史蒂文·利维在他的书中所给出的定义。
布鲁斯·斯特林指出，各种各样的黑客，骨子里都渗透了英雄般的反权威思想。他们渴望成为一种文化原型而被人们所认识，他们自诩为牛仔的后现代电子主义化身。他们的行为是否与这样的名声相符，有待历史的评说。但重要的是，许多黑客--包括那些非法打入计算机、被社会视作犯罪分子的黑客--都竭力试图使自己与"技术牛仔"的称呼相配。而计算机系统与通信系统中未开垦的处女地是如此的广阔，你很难想象到黑客会在其中发现什么。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未知的感觉就像呼吸的氧气一样，它打开了奇妙的可能性之门，赋予个人以伟大的力量，因而使生活变得充满意义。但对社会上的很多人而言，黑客是不祥的一群，是自作聪明的反社会分子，是知道自己在做错事却毫不在乎的精神变态者，随时准备从阴暗的角落里发难，为了一己之快而损害他人的生活。
任何不负责任、失去方向和没有制约的权力都是令人恐惧的。人们有理由这样想。必须坦率地承认，一些黑客的行为的确恐怖万分。
对黑客的恐惧不仅仅是害怕犯罪活动。控制和颠覆计算机和电话系统，有着令人不安的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在一个社会里，计算机和电话是权威、组织乃至技术精英统治的有力象征。
但在美国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反抗这些象征、反抗大的计算机和电信工业集团的因素。美国人灵魂中内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会时时冒头，乐于给所有的官僚机构制造混乱和痛苦。这些机构中当然不乏技术机构。
无政府主义有时会满怀恶意和毁灭欲，但这却是美国国民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亡命徒，拓荒者，反叛的青年，顽固的农民，粗鲁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拒绝他人干涉自己生活的平民--美国人熟知这些形象，为他们而欢呼，甚至起而捍卫他们。
这样的美国人当然会为下面这个事实而愤怒：黑客被等同于电脑罪犯。
本书不无悲哀、但不可避免地为"黑客"一词增加了贬义。因为下面讲述的主要内容，都是在最新、最普通的意义上使用"黑客"一词：黑客活动意味着偷愉地、未经允许地打入计算机系统。
今天，在执法机构眼里，黑客活动意味着滥用计算机资源和使用计算机进行诈骗。警察们几乎把所有在活动中动用过计算机的犯罪分子都称为黑客。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客"是计算机侵入者用以自我命名的词。计算机系统的捣乱分子中，没有一个人把他自己（很少是她自己）称为"计算机夜盗者"、"计算机非法闯入者"、"破门撬锁者"、"病毒制造者"或是"高技术黑帮分子"。为了让媒介和公众不至于玷污黑客一词的原有意义，曾经有人发明过其他一些叫法，用以定义计算机犯罪分子，但无一得到广泛认可。
也许，唯一得到一定流传的词是"电脑朋客"（cyber-punk）。这个词原用来标识一群80年代开始写作科幻小说的作家，例如著名的威廉·吉布森和前面提到的斯特林。电脑朋客，像这个标签所显示的那样，有两层含义。其一，这些科幻小说家对信息技术怀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兴趣，如同更早一些的科幻小说家总为空间旅行着迷一样。其二，这些作家是"朋客"一族，朋客身上的特征他们都有：崇尚放荡不羁的艺术，似乎拥有发泄不完的精力，着奇装异服，剃古怪发型，喜爱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讨厌政治，带着有些做作的反叛劲儿；一句话，他们是问题青年。
他们创作的科幻小说反映了在未来世界里知识爆炸给人类带来的危险一面。吉布森写的《电脑魔异》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这类小说中描写的高技术反叛者生活在灾难性的未来，在那里技术统治着一切，人口过剩，都市散发着腐烂的气息。威力无穷的电脑和庞大无比的网络构成了一个充满电子恶魔的虚幻宇宙，冒险家穿行于电子原野，以买卖。盗窃信息为生。而在这样的电脑未来里，信息就相当于货币。
这些作家在新一代青年中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一代是在充满电脑、跨国网络和有线电视的世界中长大的。"电脑朋客"本身是文学批评中的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但慢慢被用来指那些着迷于电脑的反文化分子。他们喜欢在电脑上制造小型。有时则是大型的恶作剧，借此锻炼自己的对抗技能，以示对流行秩序的反抗。一些黑客喜欢把自己叫做"电脑朋克"，但像"黑客"本身一样，"电脑朋客"今天也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电脑罪犯了。
不管黑客一词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闯入计算机系统对于旱期的黑客传统而言并不陌生。60年代刚刚出现的不稳定的计算机系统为了维持每天的运转，需要动大量的"内部手术"，这些系统的用户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进入操作软件的最深处，寻找问题的所在。在这些原始的系统中，还没有给"计算机安全"留出位置。而且，安全也完全是从物理角度说的，因为当时普通人很难接近那些巨大而昂贵的机器，只有符合条件的专家们才有特权进入机房。
但在大学中，计算机的应用要更广泛一些。研究生、助教和本科生们在教授允许后，得以窥视计算机的神秘。慢慢地，退学的学生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人也有了进入计算机的机会。
大学，甚至是现代大学，并不把保护信息安全当作很大的一件事。相反，它们是非营利的文化机构，其存在理由就是为了发现和传授知识。大学的目的是传递文明的火炬，而不仅仅是把数据库输到学生的脑袋里。学术机构的价值观与信息企业迥然有异。所有的教师都是信息共享的坚定信奉者，大学不仅"泄漏信息"而且鼓吹思想自由。
围绕信息本质观念的冲突由来已久。60年代的许多黑客都还记得，他们在学术上的起步，仿佛就是在打响一场反抗"计算机僧侣统治"的游击战。这些对计算机充满渴望的年轻人不得不使出一切力量来争取计算机的使用权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会尝试一些捷径。多年来，他们的活动将计算机一步步从实验室的笼中解放出来，从而促进了这一伟大工具在全社会的普遍使用。
用以侵入计算机系统的大部分基本技巧--破解口令（passwnrd cracking）、开天窗（trapdoor）、走后门(backdoor)、安放特洛伊木马(T刘an
horse)--都是在60年代的大学校园中发明的。那时正是网络计算的黎明时分。计算机侵入的即席操练是许多黑客乃至后来的工业巨头们简历的一部分。除了计算机爱好者的小圈子外，很少有人想到"闯入"计算机系统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活动甚至还鲜为人知，就更不必说将其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了。
在60年代，"财产"和"隐私"的概念还没有进入电脑化空间。计算机还不是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东西。那时还没有多少用以存储专有信息的数据库，当然也就谈不到对数据的非法拷贝。销毁。篡改和破坏了。早期，人类在计算机上投放的赌注很小，但随着人类离开计算机越来越寸步难行，赌注也年复一年地越下越大。
到了80年代～90年代，商业和政治压力如山沉重，打破了黑客亚文化的社会界限。计算机太重要了，不能再任由黑客漫游其中而袖手不管。社会被迫采取行动，把握无形的电脑化空间的有形意义。电脑化空间已成为"财产"，成为私人拥有的东西。在80年代～90年代崭新的、严肃的、责任重大的、风险奇高的"信息社会"中，黑客活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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