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２）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 una siora 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钉住我，不断地催促，要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边，不加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列入公报，但是如果内容与王室事务有关，就必需有人签署，这样只好由我来签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是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收到的，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退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欧洲人赞扬得还太不够。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在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么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就多亏我这个可怜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我不想说，我尽忠职守就成为大使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说，直到我们散伙的日子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尔写的，其实帕蒂才尔连半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还并不是想摆脱我。他也感觉到，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象当时接替福罗那么容易了。福罗已经把他的为人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因为参议院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秘书又能为他办公文，办事务，一点不要他操心，还能在服务良好之外，再加上对他那些无用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节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温和一点，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的。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决心，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当我发现我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看我为他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我今后在他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到处声名狼藉，损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无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请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个秘书。他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况毫无转机，他又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老兄，详细说明动机，请他转请大使阁下准我的长假，并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没有回信，我开始感到为难了。但是大使最后收到了他兄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一定很厉害，因为他虽然好发傻脾气，我却从来没见过象这次发的那么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呢，不知道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笑了起来，用讥嘲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白沫直流，他装样子要喊他的仆从来，说是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丛中穿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帮他打我，倒不如说要帮我打他。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立即走下楼梯，登时离开使馆，永远不再回去了。

　　我径直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对他说明了事件经过。他并不怎么惊讶，他知道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备办的，却极精致。所有在威尼斯的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了这段叙述，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同情大使阁下的。大使阁下没有跟我结账，没有给我半文钱，我只有随身带的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成问题。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处得最深了。其余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住下，以便向社会上证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种种不平待遇的同谋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而他尽管是大使，却受到冷落，便气极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象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去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给我的这个消息，就决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来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动身。大家已经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赞成，我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诸公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备忘录，认为不屑于答复，并且请领事转告我，我爱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活动。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诺切蒂伯爵辞行，他不在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我一封极其客气的信。最后，我启程了，尽管手头拮据，却并没有留下别的债，只有上述的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卡利约负责为我清偿了，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利约；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数还清了。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Conservami la bella

　　 Che si m'accende il ocr．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说到女人，在象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是不能一尘不染的。有人很可能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一点可忏悔的么？有的，我正要说一点呢。我将以曾经有过的那同样的坦率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始终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可能接触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问津。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打她们的主意，连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倾心于一个名叫卡塔妮奥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员的女儿，但是卡利约已经爱上她了，甚至还谈到结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挖朋友的墙脚外，我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这样囊空如洗的人，是不应该乱插手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我欺骗自己的那种伤身的习惯；而且我太忙，对当地的天气所引起的此种需要并不那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和我过去在巴黎时一样的老实，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述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 Per non Parertroppo 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不论在起因或后果方面，性质都迥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指望会受到礼炮欢迎的，船员列队夹道迎接了我们，但是没有鸣一响礼炮。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有卡利约在一起，我看他有点生气。可不是么，在商船上，身份确实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呢，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长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能掩饰内心，尽管筵席很好，奥利维也尽情招待，我一上来就不高兴，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 vestito di 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 le donne，e studia la 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 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作者：卢梭

本书由“E书时空”免费制作；
想要更多的免费电子图书，请光临
http://eshu.yeah.net/